對話陳彥：《人間廣廈》以分房百態(tài)叩問身心棲居 用悲憫情懷書寫人間煙火

作者簡介

陳彥，1963年生于陜西鎮(zhèn)安。一級編劇。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創(chuàng)作《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戲劇作品數(shù)十部，三次獲“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編劇獎”，作品三度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曾創(chuàng)作32集電視劇《大樹小樹》，獲“飛天獎”。著有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臺》，其中《裝臺》被中國小說學會評為“2015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榜首，“2015中國好書”，2017年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出版有《陳彥劇作選》《陳彥詞作選》《陳彥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須抵達》《邊走邊看》《堅挺的表達》《說秦腔》等著作。

日前，茅盾文學獎得主、陜西籍作家陳彥最新長篇小說《人間廣廈》出版發(fā)行。這部以單位分房為切入點的作品，源自陳彥數(shù)十年親身經(jīng)歷的生活沉淀，既勾勒出“優(yōu)惠房”“房改房”時代里的人性博弈與荒誕悲喜，更通過充滿溫度的主角滿庭芳，傳遞著悲憫包容的處世之道。小說中地上分房風波與地下考古敘事交織，既有跨作品的人物互文，也藏著對安居與精神棲居的永恒追問，延續(xù)了作者扎根本土、書寫民間的創(chuàng)作底色。

12月15日，陳彥接受記者獨家專訪，深度解讀《人間廣廈》的創(chuàng)作初心與文學內(nèi)核。

記者：您可以為讀者先介紹下《人間廣廈》的創(chuàng)作背景嗎？

陳彥：這部小說開始一直叫《分房》，一目了然，其實就是單位分房的事。經(jīng)歷過的人，都是懂的。自分房改革后，雖然平順了一段時間，但在住房的貨幣化、商品化、社會化進程中，低于市場價格的分配，還是持續(xù)存在著。“優(yōu)惠房”“房改房”“成本價”等說辭，一直持續(xù)到今天也沒有完全退出。因此，分房便成為我們這個社會很重大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分配過程，有時甚至天然具有一種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味道。我工作幾十年，親身經(jīng)歷過很多次分房，有時置身其中，翹首期待；有時會超然世外，不在分房之列；有時可就被架在火上，成為手里握著名單的人。總之，提起分房，似乎人人都有俄羅斯套娃一般的故事，層層疊疊，言說不盡，且都妙趣橫生，但也終歸是荒誕而悲涼的。

記者：小說中的主角——西京文化藝術院院長滿庭芳，您在塑造這個人物角色時，有沒有加入自己影子？您怎么評價這個角色呢？

陳彥：這是虛構的小說，滿庭芳自然也是虛構的人物。當然，每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肯定都會打上作家的烙印，但作家筆下的人物，一定是全面加工了的形象。尤其滿庭芳，是寄托了我對現(xiàn)實生活無限熱情的一個人物，我希望他充滿人性溫度，悲憫情懷，豁達胸襟。我尤其希望他能貼著大地行走，而不是懸浮高閣，做心冷如鐵的“秤砣”。社會太需要愛，需要包容，需要理解，需要攙扶，如果都是生撅撅、涼冰冰、硬碰硬地管理、相處，會積怨日深，甚或小事聚大。基層管理者需要情懷、需要溫度、需要愛憐，需要將心比心。滿庭芳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生命溫度的人物。

記者：分房事件中，滿庭芳人生至暗時刻莫過于陳霸先去世，繼而陳繼祖跳窗，他無助、無奈地在院子里暴走那段。您還記得當時寫這段的心情嗎？

陳彥：只有小單位，沒有小事情。有些事對于單位可能屬于正常，但對于個人，就是超常，甚至天塌地陷。我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類似事情，有時整夜睡不著，吃三四粒助眠藥也睡不著，單位其他參與處理后事的同志同樣睡不著。他們有時甚至比我還犯難，因為他們在一線面對面“談判”，沖突、過激行為隨時會發(fā)生。但抽絲剝繭，也總會有解決辦法的。這個辦法就是人道、悲憫與同理心。有時一件事會磨過半月、一月都無解，你不僅會失眠，也會去暴走，甚至情緒很低落，問自己干嘛要干這事情，真“不如回家賣紅薯”去。但你只要用“心”去做，最后也都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人間廣廈》中的陳霸先、陳繼祖都是虛構人物，我寫他們時，情感是復雜的，也是悲欣交集的。

記者：故事里每個人物角色都極其鮮活，他們的故事是大眾的縮影，您在里面并沒有刻意塑造壞人。您在塑造人物角色時，包括命運走向，有沒有哪些是中途更改的？又是出于什么樣的考量呢？

陳彥：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即使壞，也會有好的時候。文學需要塑造惡棍形象，就像博爾赫斯的《惡棍列傳》，但那里面的很多“惡棍”也十分“忠勇”“義氣”，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場去看了。大奸大惡，大忠大善，一般都是歷史和文學藝術“打扮”過的人物。文學還是應該塑造更加立體真實的形象，從而讓讀者去“品味”人生，體察世相。比如在寫《星空與半棵樹》時，我就故意把孫鐵錘這個人物寫得很惡，開始還有幾筆對于他的“善”的勾勒，最后自己氣得也把這幾筆“善”給刪掉了。何必呢？文學是應該有對善與惡的裁量權的，這是作家唯一的權利。在《人間廣廈》寫作過程中，許多人物的“走向”都是改寫過的。有的是職業(yè)，有的是生死，有的是最后的“出路”，他們會隨著性格邏輯加以轉(zhuǎn)換，當然，也會隨著我對生活的“參悟”而將他們改得面目全非。

記者：憶秦娥這個人物在這本書中也有，是為了和之前的作品保持一種天然聯(lián)系嗎？

陳彥：是的，我的六部長篇小說和以前的戲劇，都有一定的互文關系，他們會在不同的作品中持續(xù)出現(xiàn)，憶秦娥從《主角》出場，到《喜劇》《星空與半棵樹》，再到《人間廣廈》，都有露面。而《裝臺》中的刁順子，又在《主角》《喜劇》《星空與半棵樹》《人間廣廈》中反復出場。第一部長篇，也是舞臺劇《西京故事》里的人物，更在此后五部長篇里都出現(xiàn)過。

我是想有一種自己創(chuàng)作的“整體觀”。一個人對世界的認識是十分有限的，如何在有限中延伸無限，恰恰是一些我所塑造的人物，能夠去拓展這種可能性。這些人物有的在另一部作品中“平滑”，有的性格還在發(fā)展，總之，我會將他們帶進我以后的作品里，讓他們來完善我的文學生命之“場”。當然，得符合故事與人物性格邏輯性。

記者：《星空與半棵樹》中穿插了很多天文知識，《人間廣廈》則寫了很多考古事件，是因為您本人對考古比較感興趣嗎？

陳彥：我對世界充滿好奇，凡是不知道不懂得的事，都想學習一點、了解一點。但都是一知半解，充其量也就是“以管窺天”而已。天文學與考古學都是大學問，正因為大，我才覺得對于文學有意義。

寫《星空與半棵樹》那陣兒，我不僅搜腸刮肚地擠壓那點素有的天文愛好知識，也多次到各類天文館去向天文學家請教學習，總算獲得了一方“坐井觀天”的井口吧。而考古學在西安，那就是一門顯學。我只恨接觸太晚，而錯失了很多與文學有益的滋補。文學是不能閉門造車的，如果永遠就是幾個文學家朋友在那里熱火朝天地生活著、切磋著、展望著，是與文學本質(zhì)相背離的。文學是大地之學，開放式“走讀”是文學的最好樣式。

記者：滿三秋是《人間廣廈》人物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她身上有著小孩子的叛逆、任性，也有對愛情的執(zhí)著與惶恐。如果現(xiàn)實中，曹子建不是盜墓的，您會支持他們的感情嗎？您對當代年輕人的婚嫁觀有什么建議？

陳彥：這是一個大題目，應該由當代年輕人來回答。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是很個人的事情，作為父母輩，我想每個人都是希望他們幸福的。我以為，只要幸福，有喜歡的事可干，再有人彼此呵護、關照著，平平安安的，就是很好的人生了。

在《人間廣廈》里，滿庭芳的女兒一切幾乎都沒有按他的思路來，他希望孩子繼承他的“衣缽”，也搞點文化研究、文藝創(chuàng)作之類的事，結果女兒被姥爺“攛掇”去發(fā)掘古墓了，這是滿庭芳最不愿看到的事，因為妻子趙一秋就是考古專業(yè)，幾乎顧不上家，把自己活成了“女漢子”，再將女兒滿三秋也弄去“挖墓”，家里“幾乎沒日子”了。既然孩子喜歡，滿庭芳也只能被動接受。誰知孩子又戀愛了一個開“褲帶面館”的曹子建，該曹竟然是一流大學的高才生，對歷史與考古研究都“躬耕頗深”，卻偏就喜歡賣一碗褲帶面，大有老莊、陶淵明之風范，這下就熱鬧了。滿庭芳想著孩子覺得幸福就行，誰知曹子建卻是一個技術段位很高的盜墓賊。

悲喜劇在分房鬧劇中緊鑼密鼓，有關知識、地位、欲望、價值的戲碼就泥沙俱下、混沌而至了。婚姻觀永遠都是人類生活的重要觀念，它是個“春江水暖鴨先知”的“精密儀器”，你得自己調(diào)試，自己把握刻度。是不是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穿的那雙鞋很關鍵。我覺得，無論如何，這雙鞋還是要找的，只要找，相信也一定是會有的。

記者：您在后記中提到近代俄國、拉美地區(qū)的文學藝術家，正是因為扎根本土才能創(chuàng)作出那么多杰出作品。這和現(xiàn)在提倡的“扎根生活 扎根人民”是一致的。您認為一個好的作家除了在生活中汲取豐厚的素材外，還應有哪些積累？

陳彥：每個作家的特質(zhì)都是不一樣的，我們只能摸索那些“大概率”事件。俄國文學藝術在十九世紀出現(xiàn)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就是托爾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屠格涅夫、別林斯基那代人，還有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畫家列賓，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他們都是因為在學習模仿歐洲，尤其是法國、意大利文化后，開啟了俄國本土文化與精神內(nèi)核的鉆探，最終征服了全世界。

拉美文學的“爆炸”現(xiàn)象也一樣，是經(jīng)過了殖民統(tǒng)治、西方文化植入，在“被切開的血管”中，看到了自我“救贖”的必要，從而開啟了拉美文化的“內(nèi)窺”與“撥亮”。他們在尋求“拉丁美洲的面孔和思想”，從而誕生了像馬爾克斯、帕斯、略薩、聶魯達、博爾赫斯、卡彭鐵爾等一批文學巨匠。他們在縫合拉丁美洲被殖民者切開的“血管”，讓拉丁美洲的“民間”，成為進入“廟堂”文學的元素與基因，最終成就了不同于世界任何一種類型的拉美文學。

中國歷史更加厚重，民間更加豐沃，當代文學也自然更有形成獨特世界風貌的可能性。我們既要向外求，學習須臾不可或缺，也要向內(nèi)求，向內(nèi)在傳統(tǒng)求，向民間求，因為民間存在著更加鮮活的生命體。他們在鄉(xiāng)村，也在都市，文學正是書寫這些鮮活生命的“利器”。

記者：您的小說以現(xiàn)實題材為主，《裝臺》改編拍攝成電視劇播出后有口皆碑，《主角》也在西安拍攝完成，《人間廣廈》如果有機會改編的話，您覺得電視劇、電影、話劇，更傾向哪一類？

陳彥：這個我做不了主，要看再創(chuàng)造者怎么看。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故事無論影視劇、舞臺劇，都是適合改編的。小說作為母本，我更希望再創(chuàng)造者能夠帶進他們的體溫，從而出現(xiàn)異樣的生命詮釋。尤其“分房”故事，大概很多人都有一些“備忘錄”，參與進來，就是立體交響。

記者：能否透露您的下一部作品進展？是否像后記中提到的也會有很多考古事件嗎？另外新年就要來了，還有其他新計劃嗎？

陳彥：還在醞釀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仍是陜西這塊土地上的故事。關于考古問題，我想我肯定會有一次濃墨重彩的書寫，但不一定出現(xiàn)在下一部作品里了，因為我覺得自己在這方面“走讀”得還遠遠不夠深入。2026年也肯定會寫，手頭要寫的東西也挺多，新年前后，得好好捋一下。（群眾新聞記者 師念 照片為受訪者提供）

本文選自：群眾新聞記者 師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