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少校被活捉，說出絕密身份：我是902！肖勁光親自接見

1947年夏，東北戰場硝煙彌漫，一道看似普通的命令卻引發了一場戰局逆轉，令國民黨軍腹背受敵、慘遭潰敗。

戰斗過后，一位國軍少校在解放區被活捉，他卻說出自己的絕密身份：“我是902。”

隨后，他被肖勁光親自接見，這位國軍少校究竟是誰？他的真實身份是什么？

這位國軍少校名叫趙煒，1939年夏末，他走進黃埔軍校桂林分校的大門，他帶著一腔熱血渴望將來能報效民族。

在黃埔軍校潛心學習多年，最終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走出校門，準備奔赴前線，與日寇血戰到底，哪怕戰死沙場，也絕無怨言。

可現實遠比理想殘酷，他被分配到第五戰區湯恩伯部的13軍，駐扎在一個補充團中，負責訓練新兵。

連里只有一挺破舊的馬克沁重機槍，三個排卻只有一個排能湊齊人馬，每天的工作不是沖鋒陷陣，而是整理名冊、操練新兵。

他不甘心，他一度嘗試調離，甚至和一位同學一同跑去陜西投靠一位曾在桂林軍校任學生總隊長的上級。

可這位舊日上級嚴詞斥責他們“為黨國服務，不容挑肥揀瘦”，讓他們灰頭土臉地返回了原部隊。

但命運并未就此轉向，他在部隊里原地踏步，眼看著一個個沒有實戰經驗的軍官卻憑借關系節節高升，他心中開始有了隱隱的不平。

1940年代初，他調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借住在老同學朱建國那里。

朱建國是他在黃埔時期的密友，性情沉穩，極少談論政治，但對局勢看得極深。

趙煒無意間在他的書桌上翻到幾本冊子：《論聯合政府》《大眾哲學》，還有一些印刷粗糙的中共小冊子。

那段時間，他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翻閱著那些書籍，像是打開了一扇門，通往從未被允許觸碰的世界。

終于，在一個細雨朦朧的午后，趙煒輕聲對朱建國說了一句：“我想聽你說說共產黨。”

那一次的長談過后，趙煒決定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經過組織派人考察，他成為中共情報員，李克農批準他為“代號902”的情報員。

1946年冬，趙煒身著國民黨少校軍裝，筆挺的領口上別著閃閃軍徽，他從容地走進司令部大樓。

大樓二樓是參謀處，拐角便是他掌管的核心位置機密室，他的辦公桌不大，卻壓著整個東北戰局的風向。

桌上展開的是一幅巨大的東北戰區軍事地圖，那是由總部手工繪制、每月更新的軍用專圖。

趙煒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手中的紅藍小旗準確插入地圖之上：紅旗代表中共部隊，藍旗代表國民黨團級以上建制。

每一次調動、集結、駐扎，他都要如外科醫生般精細地標注。

外人眼里，他是“業務熟、手腳快、作風細”的優秀參謀，實則，他每落一旗、每添一筆，心中同時在思索的，是如何把這些信息最安全、最快速地傳達到陜北的某個電臺口令中。

他的職責，是將東北所有團級以上部隊的駐地、番號、兵力配置，制成每月一本的“東北態勢藍皮書”。

這本書，不僅通達杜聿明的辦公桌，也會經他之手，“改頭換面”之后，通過秘密電臺，躍進延安的情報部檔案室。

有一次，他收到了一份由杜聿明親筆批復的“遼東剿匪作戰計劃”。

他不敢用墨水，只能用鉛筆輕描，在底紙下墊一頁舊報紙，以防字跡透底，然后把這情報悄悄傳遞出去。

但趙煒所做的最大膽的舉動，還不是這些常規情報的傳遞，而是那一次他親手制造了一道“假命令”。

那是一個陰雨連綿的下午，他以“探望老同學”為由，搭上了13軍司令部的軍列，列車剛駛出沈陽南站，他便找到了一位在13軍中擔任參謀的黃埔同期。

正當兩人低語交談時，車廂盡頭，一道嚴厲的聲音劃破空氣：“你是什么人？誰允許你上來的？”

中將軍長石覺，一身戎裝，臉色鐵青地站起身來。

他的怒意并非因趙煒身份可疑，而是那種根植于國民黨上層軍官骨子里的傲慢與偏執：一個小小的少校，怎可在他眼前自來熟地坐下說笑？

趙煒立正敬禮，一字一句回答，石覺卻連余光都未施予：“下車！”

那一刻，趙煒的拳頭在口袋中握緊，回到辦公室，他冷靜下來，他突然意識到，這是一次“天賜良機”，既然13軍將南下參戰，為什么不為他們“另備一條路”？

命令從作戰科長手中簽字，再傳至參謀長，最后由電訊處編碼發出，幾天后，13軍奉命急行軍穿越林區，進入趙煒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蘭山陣地”。

趙煒心中清楚，那是一座天然的“口袋陣”地形，林密山高，極難突圍，而我軍早已在該地布下重兵埋伏，只待敵軍來投羅網。

果不其然，89師和54師幾乎全軍覆沒，這場戰役，不僅打碎了杜聿明的南攻戰略，更迫使國民黨在東北全面轉攻為守。

1947年，趙煒剛剛從南苑機場降落，身上還帶著從沈陽帶來的厚厚一疊機密資料，計劃著如何將這份國民黨東北防御計劃交至中共北平接應組織。

按慣例，他會先與組織接頭人碰面，再逐級遞交情報，可剛剛走出機場，他的直覺就已拉響了警報。

街上多了幾個陌生面孔，一輛牌照異常的軍車在賓館門前反復徘徊，仿佛所有人都在搜尋著某個不該出現的人。

趙煒沒有立刻前往既定聯絡點，而是轉而去找了老同學紀啟仁，在那里，他得知了一個壞消息:朱建國被捕，北平的電臺被破，而他也現在處在風暴中心中。

他不敢再回住處，也未去司令部報到，而是躲在未婚妻家中，試圖用“休假生病”掩蓋蹤跡。

第三天下午，他鼓起勇氣打了一個電話，撥通了參謀處作戰科辦公室。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陌生的聲音，自稱是“新來的盧科長”，語氣焦躁地問：“你在哪兒？怎么還沒回司令部？”

趙煒壓下心頭的顫動，裝作病懨懨地回答：“這幾天發燒，在未婚妻家躺著。”

“快回來，有急事找你！”對方試圖繼續套話。

趙煒草草敷衍幾句，迅速掛斷，他已然確定：自己已經暴露了。

他沒有回頭，沒收拾任何行李，穿著那身軍裝，披上外套，邁出未婚妻家的門，頭也不回地鉆進夜色中。

街頭風聲鶴唳，他借著夜幕換乘黃包車，沿著鐵路方向一路南行，他知道，唯一的退路，是穿過渾河，抵達遼南解放區。

在途中，他冒雨奔走十余里，終于在林中小道碰上了我軍的游動哨。

幾個解放軍士兵見他穿著國民黨軍官軍裝，立刻荷槍實彈將他圍住：“站住！舉起手來！”

趙煒緩緩舉起雙手，神情肅穆：“請把我帶到連部。”

士兵警惕地將他押送至營地，一路上無人與他說話，直到見到連長，他才挺直腰板，說出了那句他憋在心中多日的話：“我是902。”

短短四個字，如驚雷炸響在營房之內，連長一怔，隨即轉身傳令：“立即電告軍區司令部！”

數小時后，趙煒被送至遼南軍區，面對司令員時，他第一次坦然地說出了自己的全名、身份、執行過的任務和那些年藏于胸口的所有秘密。

遼南軍區司令肖勁光親自接見了趙煒，在辦公室那盞微黃的燈下，肖勁光握住他的手，說道：“你干得很好，我們一直在找你。”

幾天后，他被護送至通化，進入中共東北遼東分局，檔案被歸檔、身份被重建、趙煒重新獲得了屬于自己的“黨內存在”。

而屬于“902”的故事，也從此被寫進了黨史，他開始接受新的崗位、新的任務，但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作為情報系統的核心骨干，在紅色戰線上延續他的價值。

他熟悉的那些電報格式、兵力表格，在此時發揮了極大作用，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趙煒已經是國家安全系統的資深骨干。

雖然仍屬保密人員，但他的事跡被陸續記錄、收集，最終成為西柏坡紀念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