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對外戰略轉向“跨大西洋平衡”？

李冠杰
英國《衛報》13日報道稱，該國首相斯塔默近日已與三名最終候選人進行面談，預計將在今年年底前任命新任英國駐美大使。這一動作在英國對外戰略出現較大變化的背景下顯得尤為敏感：近日，英國國防部正式確認，將從2026年起啟動大規模軍事訓練調整，將“大幅縮減在印太地區、中東等非歐洲區域的海外訓練演習”；與此同時，斯塔默回絕了要求英國重返歐盟關稅同盟的呼聲，警告這么做將“瓦解”英國近期與美國在汽車和醫藥領域達成的貿易協定。收縮資源、著眼歐洲，并在美國和歐洲之間尋找“跨大西洋平衡”，似乎正在成為英國對外戰略的新路線。

如今的英國，正在面臨從“全球英國”向新的全球戰略轉型的難題。2021年，英國政府正式公布了《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戰略文件，把“歐洲—大西洋”地區和“印太”地區設定為兩大戰略重心，并準備把戰略資源逐漸向“印太”傾斜。但在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英國政府加大對烏克蘭的支持，并將對外戰略重心重新轉向“歐洲—大西洋”地區，對“印太”地區的投入逐步減少。斯塔默政府上臺后也明確了英國“北約優先”的戰略防務政策，并強調跨大西洋關系的重要性。在美國政府對歐洲不斷發難的情況下，斯塔默政府或試圖借此“平衡”美歐之間的矛盾，并設法為自身爭取更多利益。

在處理美歐關系時，英國政府采取的主要手段有兩個。一方面，英國極力強調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強化英美關系的特殊性是英國政府長期以來的既定戰略，其目標是能夠影響和引導美國的對外政策。另一方面，英國也在保持一定距離的同時，設法加強同歐洲國家和歐盟的關系，具體表現為：其一，在維系英歐貿易的同時，試圖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例如，在烏克蘭問題上與美國“唱反調”，與德、法等國一道明確支持烏克蘭；其二，不與歐盟綁定過深，避免激怒美國使自身喪失回旋空間——例如，英國自由民主黨領袖戴維12月10日在英國下院呼吁“與歐盟建立關稅同盟”對抗美國，而斯塔默以可能損害與美國達成的重要貿易協定為由表示反對。

既強烈希望與美國保持特殊關系，又極力維護歐洲國家的安全與利益。顯然，英國政府想要故技重施，在美歐之間搞“平衡”。這種“跨大西洋平衡”的想法，實際上與傳統英國針對歐陸強國采取的“離岸平衡”戰略有很大差別。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米爾斯海默如此形容“離岸平衡”：“遠處的霸權通常喜歡讓地區大國來制衡熱衷于追逐霸權的國家，它們則坐山觀虎斗。”從這個角度看，“跨大西洋平衡”的目標顯然不是防止美歐出現任何一方獨大的局面，而是在引導美國和捍衛歐洲方面同時發力，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以提升英國在歐洲事務和全球事務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這從英國圓滑的外交技巧就可以看出端倪：英國既不會公開叫板美國提出反對意見——比如承諾完成北約的5%防務預算目標，但也不會跟隨美國反對歐洲的核心利益——比如力挺烏克蘭不對美俄妥協。顯然，英國的“跨大西洋平衡”是一種“弱平衡”，旨在推動雙方在存在分歧的事務上采取折中的方案。換言之，這種“平衡”更像是一種以自保為目標的被動策略，而非以競爭為目的的主動策略。

?在落實“跨大西洋平衡”這一戰略構想上，英國有其自身優勢。這不僅體現在英國所處的地理位置上，也體現在它與美國和歐洲關系的特殊性上。只不過，執行這項“跨大西洋平衡”戰略需要強大的綜合國力。從19世紀令人忌憚的“離岸平衡”到如今出于無奈而可能采取的“跨大西洋平衡”，英國以強國的身份來主導地區和全球事務的能力正在被不斷削弱。“跨大西洋平衡”能否實施，也將面臨一系列的內外挑戰。（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