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特工被捕，身中27槍犧牲，妻子收到一個煙盒，打開后泣不成聲，煙盒里到底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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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底，重慶剛解放，城里那股子硝煙味兒還沒散干凈。 一個叫蕭德琪的女子，正挺著3個多月的肚子，到處托人打聽丈夫鐘奇的下落。 她丈夫是《和平日報》的采訪主任，一個多月前，大清早的，就被一群特務給抓走了。 幾天后，有人輾轉送來個小玩意兒。 一個空煙盒。 蕭德琪的手都在抖，她顫顫巍巍地撕開煙盒，里頭密密麻麻全是字。 她只看了第一行，眼淚就再也繃不住了，整個人都定在了那兒。

01

這事兒吧，得從鐘奇他爹，鐘偉續說起。 鐘奇，1922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個中農家庭，日子過得去，雖說不富裕，但總不至于餓肚子。他爹鐘偉續，在十里八鄉是個有名的教書先生，還去大上海見識過幾個月。

鐘奇剛4歲那年，他爹從上海回了老家，整個人瞧著就不一樣了。他不在家里安生待著，開始在村里到處跑，跟大伙兒宣傳啥革命思想，領著當地的農民搞運動，要打倒土豪、把田分了。

那會兒，湖南的農民運動搞得是熱火朝天，鐘偉續就是最早投身進去的那批人。鐘奇年紀小，晚上迷迷糊糊的，總聽見爹和娘在油燈底下說“革命”的事兒。

他娘叫江淑藩，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婦女，哪兒懂什么叫布爾什維克啊。她就知道，軍閥和地主，就是壓在人腦門上的大山，喘不過氣。

鐘偉續呢，就掰開了揉碎了給她講，說咱們要建一個全新的國度，用不了20年，紅旗肯定能插滿全國。江淑藩就問了一個最實在的問題，啥是革命？

鐘偉續說得那叫一個斬釘截鐵，他告訴妻子，革命，頭一個就是革自己的命。不能貪圖享樂，更不能貪生怕死，要把自個兒的一切都交給農民運動，去把地主軍閥給推翻了。

鐘奇剛記事，聽得是懵懵懂懂，但他的人生底色，好像就這么被定下了。可好景不長，湖南的農民運動很快就遭到了軍閥的瘋狂打壓。1927年，鐘偉續去了江西井岡山，這一走，就再也沒了音訊。

鐘奇4歲，就這么沒了爹。他爹前腳剛走，地主惡霸后腳就來報復了。江淑藩一個寡婦，拖著個4歲的娃，在老家根本沒活路，只能跑。

娘倆從湖南老家逃出來，一路沿街乞討。往哪兒去呢？不知道。心里就一個念頭，找個能填飽肚子、不被追殺的地方就行。

江淑藩背著個大大的針線包，領著鐘奇，一邊逃命一邊做針線活。她手巧，能繡出花花綠綠的鞋面，就指望碰上好心人能買一雙，換口吃的。

那時候的乞丐，你光伸手要錢可不行，最次的也得會唱兩句，把人夸高興了，才能換點剩飯。江淑藩啥也不會，但她有手藝，她不信靠手藝活不下去。

就這么著，娘倆在外頭漂了整整3年。這3年，是鐘奇童年里最難的日子，吃了上頓沒下頓。一直逃到了湖北的羅田縣，才碰上個八竿子打得著的遠房親戚，娘倆這才算是有個落腳地了。

02

在湖北羅田縣安頓下來，江淑藩就去地主家里做工，啥苦活累活都干。鐘奇呢，這孩子打小就透著股機靈勁，他不去玩泥巴，就天天扒在村里私塾的門口偷聽，先生教啥他聽啥。

后來有了小學，他就站在小學的窗戶外面偷看，里頭老師在黑板上寫字，他就拿個樹枝在地上跟著劃拉。這孩子是真想學東西啊。

也是鐘奇命好，在湖北碰上不少好心人，看這孩子可憐又聰明，零零碎碎地也教他不少。七七八八的，還真讓他學了一肚子文化知識。

可小學知識能偷聽，到了中學咋辦呢？人家那都是正經的課堂，哪能讓你天天扒窗戶。鐘奇只能一邊找地方做工，一邊接著讀書。買不起新書，他就等學校里的孩子放假了，跑去人家那兒，要么借，要么花幾個銅板買人家的破書舊書。

他心里憋著一股勁，他覺得只有讀書，才能改了自己的命。那個年代，命比紙薄，但讀書人的念想，比石頭還硬。這種苦日子，也把他磨得特別堅韌，性子硬，膽子也大。

鐘奇命運的轉折點，發生在他17歲那年。他辛辛苦苦攢了點小錢，想去學校買幾本破書，結果半路碰上了本地的惡霸搶劫。擱一般人，估計就認栽了，破財免災嘛。

鐘奇不干。他拼了命地反抗。但畢竟年紀小，哪打得過那幫人，錢被搶走了不說，還挨了一頓結結實實的打。鐘奇坐在大樹底下，沒哭，也沒喊。他腦子里就一個念頭：這錢得搶回來，這口氣得出，必須讓那惡霸付出代價。

他跑去一打聽，好家伙，這惡霸的爹是本地的巡警，怪不得敢這么橫行霸道。鐘奇心里就有數了。幾天后的一個夜里，他懷里藏了把尖尖的鋼錐，躲在大樹后面，就在那惡霸家門口蹲點。

等那家伙一搖三晃地出來，鐘奇猛地撲上去，噗嗤一下，一錐子就捅了過去。那惡霸一聲慘叫，當場就倒了。鐘奇轉身撒腿就跑，也不管那人是死是活，他知道，這地方，是再也待不下去了。

17歲，血氣方剛，做事容易沖動。他這一跑，又開始了居無定所的流浪。他自己是跑了，可他娘江淑藩還在湖北呢。這事兒吧，也成了他心里一個過不去的坎，覺得挺對不住老娘的。

03

俗話說，技不壓身。這么多年的“偷學”，鐘奇的文化底子打得是真牢。而且他打小就特別愛寫東西，做夢都想當個作家，用筆桿子吃飯。

雖然捅人這事讓他成了“逃犯”，但他那個當作家的夢，一點沒滅，反倒更堅定了。他先是逃回了湖南，在衡陽一家瓷器廠找了個活，當釉工。這活兒又臟又累，他干了大半年，攢了點錢。

接著，他又跑去學刻字。這孩子是真能沉下心來，花了兩年時間，硬是從一個啥也不會的學徒，熬成了能獨立門戶的師傅。但他一直沒放下過看書。越是窮，越是亂，他就越信知識能改命，這好像是他爹鐘偉續留給他唯一的念頭。

抗日戰爭打得昏天黑地。到了1943年，鐘奇在兵荒馬亂里，碰上了他命里的第一個貴人。當時是在湖南衡陽，刻字廠的師傅請吃飯，招待一個從桂林來的親戚。師傅覺得鐘奇這小伙子腦子活絡，會說話，就把他帶上一起作陪。

那桂林的親戚叫李如一，是桂林一家報社的記者。這李如一在小餐館里跟鐘奇一聊，哎呀，越聊越投機。他發現這年輕人雖然沒正經上過學，但啥都懂，見解還特深，一點不像個刻字的。

酒過三巡，李如一就說，桂林報社在招人，現在抗戰嘛，到處缺人才，你有沒有認識的同學，給我推薦幾個呀？鐘奇一聽，心跳都快了。這不就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嗎？

他趕緊搭話，問人家，我能不能過去試試？李如一打量了他一下，問了他的年紀和學歷。一聽他這履歷，初中都沒正經讀完，李如一有點猶豫了。他說，還是算了吧，你這資歷不夠啊。萬一你跑去了，我們領導說不要，你豈不是白跑一趟？

鐘奇哪肯放過這個機會。他立馬表態，說我不要工資，一分錢不拿，只要給口飯吃就行，能不能讓我在報社干點啥？旁邊的刻字廠師傅也趕緊幫腔，說這孩子特聰明，是塊料，讓他出去闖闖。

李如一看著眼前這個21歲的年輕人，那股子執著勁，讓他動了心。他想了一會兒，說，這樣吧，我給你寫個介紹信。你去了桂林報社，就說是我遠房侄子，想找個吃飯的地兒。我想，領導看我面子，總會給你安排個活的。

鐘奇拿著這封信，簡直當寶貝一樣，立馬就跑去了廣西桂林。到了報社，人家看了李如一的信，倒也沒趕他走。領導給他安排了個最沒技術含量的活——校對。

啥叫校對？就是查查稿子有沒有錯別字，地名、時間、邏輯有沒有問題。這世上的機會，哪是等來的，都是自個兒拼了命‘賴’來的。就是這份“不要工資”的活，讓鐘奇一只腳踏進了夢想的門檻。他白天拼命干活，晚上拼命看報社的存檔，學人家怎么寫文章，怎么起標題。

04

1944年10月，桂林保衛戰爆發。炮火連天的，報社內部還出了漢奸。鐘奇在這個時候，對報紙的內容越來越不滿意。他覺得，這都打仗了，報紙就該宣傳抗日，鼓舞士氣。可報社呢？還是喜歡登那些花邊新聞，風花雪月。

鐘奇一氣之下，辭職了。他要去重慶，去那個戰時“首都”。這個時候的他，已經不是那個白干活的校對員了，他給自己安了個“報人”的身份，也就是媒體從業者。

重慶的報社，那宣傳抗戰的內容肯定多啊。鐘奇跑去《掃蕩報》，當了個實習記者。這下可好，鐘奇拿出了百分之二百的勁頭。他主動要求去前線，真的就扛著相機和筆，在槍林彈雨里來回跑，去報道那些鐵血壯士，歌頌抗日部隊。

這《掃蕩報》，可不是啥小報紙。它當時是根正苗H的國民黨軍隊報紙。這么說吧，國民黨軍隊有“八大金剛”，里頭排第一的何應欽，就是這報社的理事長。蔣介石的女婿陳誠，是副理事長。張治中，也是副理事長。這陣容，地位可想而知。

《掃蕩報》的領導，對鐘奇欣賞得不得了。報社總編覺得這小伙子文筆太好了，評價是：既優美，又有力量！派駐報社的軍方代表也特佩服他，直說：你小子有種！

就憑著這股不要命的勁頭，和那一手好文章，抗日戰爭還沒打完，鐘奇就從一個實習記者，干成了資深的戰地記者。他一個沒上過正經學校、到處流浪的小子，硬是靠自己，擠進了國民黨的核心媒體圈。

抗日戰爭一勝利，鐘奇在報社的地位也穩了。在張治中的推動下，《掃蕩報》改名叫《和平日報》，從軍方單位改成了企業單位。鐘奇也因為功勞，被提拔了。

但問題來了，日本人被打跑了，這《和平日報》的槍口該對準誰呢？答案很明顯。這份報紙，徹底成了國民黨反共和反人民的幫兇。緊接著，內戰爆發了。

鐘奇對打內戰，是打心眼兒里反感。他爹是怎么死的？不就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嗎？好不容易趕走日本人，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他開始用手里的筆，吹響反對內戰、呼喚和平的號角。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主動接觸共產黨。1945年，周恩來在重慶開記者招待會，強烈批評國民黨挑起內戰。鐘奇就在現場。他爹當年在他心里種下的那顆種子，這會兒終于生根發芽了。

他看透了國民黨那套，什么五子登科，貪污腐敗，這幫人沒救了。他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鐘奇決定，要加入人民的隊伍。他悄悄進入了一個叫“中國民主實踐社”的組織。這名字聽起來平平無奇，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設在重慶的情報組織。鐘奇，成了一名我黨的地下特工。

《和平日報》那邊呢，對他一點防備都沒有。內戰全面開打，報社這邊也要“激勵部下”嘛。一紙任命下來，鐘奇成了采訪室主任兼記者。這官可不小。

他的采訪對象，全是國民黨的軍政高層。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出入國民政府的各個重要機關。身邊的同事都羨慕他，說他是自我奮斗的榜樣。可誰也不知道，這個“報界紅人”，真實身份已經變了。他給國民黨寫稿子，心里想的卻是他爹。這報社越紅火，他心里越冰涼。

05

鐘奇的潛伏工作干得是風生水起。當時國民黨在前線打敗仗，但報紙上全是“捷報”。特別是胡宗南的部隊，在西北圍困延安，那牛皮吹得震天響。抓了多少俘虜，打了多少勝仗，一份戰功愣是能說成十份。鐘奇利用他的職務便利，把這些假新聞、假情報，一一核實，全都送了出去。

同時，他心里那股火也沒地方撒。他想寫文章罵國民黨，可《和平日報》不給登啊。他憋得難受，一度想不干了，要去解放區。他要光明正大地去報道共產黨的革命，報道人民群眾的熱情。

1947年，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副主席張友漁，找到了他，開始做他的思想工作。張友漁的意思很明白：蔣管區還需要人，你最好不去解放區。留在《和平日報》，能做出更大的貢獻。

鐘奇一聽就懂了。他決定，繼續潛伏。他不能在《和平日報》上罵，但他可以在別的報紙上罵啊。鐘奇搞了個筆名，叫“程嵐”。他把自己采訪到的那些國民黨昏庸腐朽、貪污腐敗的紀實，全都寫成稿子，秘密發到別的報社去刊登。

他的文筆本來就好，加上思想深度，這“程嵐”的筆名一下就火了。吸引了很多進步青年。其中，就有一個漂亮的女大學生，名叫蕭德琪。

蕭德琪特別喜歡“程嵐”的文章，倆人就開始通信。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總想著救國救民。鐘奇和蕭德琪在信里越聊越投機，思想上高度一致，都反對國民黨當局，呼吁清廉政治。

一來二去的，倆人的關系就從文友，升華成了戀人。1948年底，他們見面了。才子佳人，一見鐘情。到1949年6月，倆人正式結婚，步入了婚姻殿堂。

鐘奇小時候，總聽他爹給他娘講革命思想。可他結婚了，卻從來不跟妻子提共產黨一個字。蕭德琪有時候提起共產黨，鐘奇也只是把話題岔開，轉而去罵國民黨的貪污腐敗。

他太想告訴妻子自己的真實身份了。但他不能。地下工作有紀律，這是拿命在賭，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險。他只能把這個秘密，死死地埋在心里。娶了新人，懷了后人，他卻成了個不能說實話的‘局中人’。這夫妻倆，同床異夢，卻是為了同一個天明。

1949年，局勢變得飛快。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勢，三大戰役打完，國民黨已經人心離散，眼看就要土崩瓦解。同年10月，重慶也快解放了。

地下黨交給鐘奇一個緊急任務：將一部電臺，送給貴州的共產黨游擊隊，為接下來的大決戰做準備。鐘奇領了任務，準備第二天一早就出發。他對報社那邊打了招呼，就說自己要去川東采訪，必須帶著電臺。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當當。

然而，不幸發生了。國民黨的特務，早就盯上他了。因為叛徒的出賣，鐘奇的身份暴露了。

第二天清晨，鐘奇正在清點行李，跟妻子蕭德琪告別。蕭德琪當時，才剛剛懷孕不到4個月。倆人正說著話，房門“哐”一聲被砸開。一群特務持槍沖了進來，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鐘奇。

鐘奇被捕入獄。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記者，痛罵國民黨封鎖輿論。可叛徒指認，證據確鑿。

可憐的蕭德琪，眼睜睜看著丈夫被帶走。她挺著肚子，四處托關系、找人打聽。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她才終于知道了丈夫的真實身份——他不是什么《和平日報》的主任，他是我黨的地下特工。

鐘奇的命運，好像跟他爹一樣。他爹犧牲時，他才4歲。而他的孩子，還沒出生，小生命才剛剛萌芽不到4個月，就可能永遠失去父親。

鐘奇被關進了國民黨保密局的棗子嵐埡136號看守所。進去之后，就是各種酷刑。特務們知道他是《和平日報》的主任，掌握的情報肯定都是高價值的。他們用盡了法子，想從他嘴里撬出東西。

鐘奇雖然是個文人，身體瘦弱，但骨頭比誰都硬。他在鐵窗里，始終堅稱自己是記者，要去川東采訪，沒做任何對不起國民黨的事。他只要稍微松口，就能免受皮肉之苦，甚至能保住命。但他一個字都沒吐。

時間到了1949年11月下旬。鐘奇在監獄里蹲了一個多月，突然聽到了城外隱隱傳來的轟轟聲。他知道，那是解放軍的炮火。重慶要解放了。

他隔著鐵窗，仿佛都能看到希望。但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他在國民黨內部干了這么多年，太了解保密局這幫人的手段了。他們絕不會把活口留給解放軍。

11月27日凌晨，鐘奇知道，最后的時間到了。他用自己筆名“程嵐”，找來一個煙盒，在上面寫下了遺書。他告訴妻子，不要哭，眼淚洗不盡不幸。要好好教養他們的孩子，使他比自己更有用。

他還寫道，記住，記住，我最后仍是愛你的。還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結婚。祝福，我至愛的賢妻！程嵐，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遺書寫完，鐘奇把煙盒悄悄藏了起來。那天早上，監獄沒有派飯。所有人都餓著肚子，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了。

到了上午，一群特務慌慌張張地沖進牢房。他們帶走了32位“政治犯”。鐘奇，就在這32人當中。他們被帶到了歌樂山上的松林坡。

隨著一聲聲槍響，國民黨特務的機槍噴出了罪惡的火舌。32位革命者慷慨就義。鐘奇倒下的時候，年僅27歲。他的身上，整整中了27發子彈。

1949年11月27號，就在歌樂山那個地方，鐘奇倒下的那一瞬間，所有的可能性，都畫上了句號。

那年他才27歲，身上27個彈孔，留給妻子的，就是一個煙盒。

還有就是他那句“你一定要再結婚”–這句話，比任何承諾都重。

英雄最怕的不是犧牲，是犧牲在黎明前，因為沒人知道他本可以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