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在中東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沙特阿拉伯正加速其“2030愿景”下的經濟轉型,同時與我國在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上持續深化伙伴關系。
據外交部12月15日消息,為加強中國同沙特關系,應沙特阿拉伯王國外交大臣費薩爾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王毅于2025年12月14日訪問沙特。外交部稱,兩國外長在會談中對雙邊經貿、投資、能源等領域的高水平合作表示贊賞。中方也贊賞了沙特在“2030愿景”(Vision 2030)框架下取得的經濟發展。
根據外交部數據,2024年中沙雙邊貿易額達到1075.3億美元,中國繼續穩居沙特最大貿易伙伴地位。兩國人文交流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自2022年11月沙特成為中國公民團隊出境旅游目的地以來,雙方又于2023年9月簽署《中國旅游團隊赴沙特旅游實施方案的諒解備忘錄》。2024年5月,中國進一步對沙特等國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為兩國人員往來提供了更大便利。此訪期間,雙方簽署了兩國互免外交、公務、特別護照人員簽證協定。
沙特國家發展基金(NDF)是支持沙特“2030愿景”經濟轉型目標完成的關鍵機構。該基金董事會副主席阿爾-圖瓦伊杰里(Mohammed Al-Tuwaijri)在近日舉行的沙特發展融資大會(Momentum)期間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對沙特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兩國在貿易與商業領域始終保持著卓越的伙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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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深化中沙經貿合作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沙特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合作?雙方應如何構建超越傳統“買方與賣方”模式的伙伴關系?
阿爾-圖瓦伊杰里:三年前,兩國間的直航航班還非常有限,而如今利雅得、吉達與中國的香港、上海、北京等城市之間已開通直飛航線,隨著利雅得航空(Riyadh Air)的運營,通達城市還將進一步增加。中國也已將沙特列為中國公民出境團隊游目的地國家。在教育與文化層面,沙特已有數百所學校開設中文課程,民眾學習熱情驚人。同時,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計劃在沙設立區域總部,沙方的機構與大型企業也持續在對華投資。
因此,貿易固然是基石,但我們的合作已深入至知識共享與理念交流。我們認為,人文交流是雙邊關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沙特的經濟規模小于中國,但常有人將當前沙特的轉型態勢與三十年前快速發展的中國相類比。
第一財經:全球的決策者與投資者在評估對沙特的長期承諾時,通常會優先關注哪些因素?沙特吸引外國投資的核心競爭優勢體現在哪些方面?
阿爾-圖瓦伊杰里:沙特在歷史上從未發生債務違約,即便在油價一度跌至個位數的困難時期,我們也始終保持支出、履行承諾,這得益于長期建立的財政儲備緩沖機制。
此外,沙特于2016年至2017年間制定了系統性的債務管理計劃,構建了穩健的收益率曲線,并與投資者保持透明溝通。我們嚴格執行債務紀律,作為二十國集團(G20)成員,債務占GDP比率維持在約33%的健康水平,并獲得AA信用評級(注:2024年11月,穆迪將沙特阿拉伯長期外債評級從A1上調至Aa3)。我們在本地和全球擁有巨大的資產組合,這些為我們提供了顯著的政策空間與風險緩沖能力。
沙特也具備優越的地理位置,是天然的物流樞紐;國內機構成熟、營商環境友好,擁有活躍的商業生態、家族辦公室及企業集團,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互聯互通程度高。
沙特同時通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亞洲開發銀行(ADB)等機構中的積極參與,以及與歐洲等多方的持續對話,系統性地向國際社會傳遞沙特的發展機遇與敘事。
非石油經濟占比55%背后的戰略升級
第一財經:“2030愿景”是沙特經濟轉型的重要戰略藍圖。在該戰略即將推進滿十年之際,我們是否觀察到沙特的財政戰略出現了顯著的方向性調整或升級?
阿爾-圖瓦伊杰里:過去十年,沙特將政策重心持續置于經濟多元化,積極支持了新行業、新項目與新概念的引入,涵蓋旅游、文化、體育、電子競技、大型項目、物流、互聯互通及航空等領域,全力推動非石油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盡管沙特仍在石油、天然氣和能源領域保持全球領導地位,但政府資源已明顯向新經濟與非石油板塊傾斜。目前,非石油GDP占比已達到總GDP的約55%,這是令人自豪的進展,也說明轉型仍在進程中。
我們特別重視私營部門的作用,致力于通過融資體系賦能其發展。約七年前成立的沙特國家發展基金(NDF),其設立宗旨正是為了確保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各類私營市場主體能夠獲得融資支持,并深入參與國家經濟轉型。
第一財經:國家發展基金在被視為整合了12個不同基金的“傘狀機構”和“戰略引擎室”。從系統設計的角度出發,這種高度集中化的協作模式,其核心理念和戰略邏輯是什么?
阿爾-圖瓦伊杰里:核心邏輯在于聚焦“影響力”(Impact)。這一基金集合體旨在共同推動若干關鍵國家目標的實現,主要包括促進非石油GDP增長、改善國際收支平衡、創造可持續就業、提升本土化含量。
我們通過集中式財政(centralized treasury)管理、戰略性資本配置以及模型驅動的決策方式,對各基金進行協調,確保資源集中投放于最能產生影響力的領域。
同時,這一體系具備短期響應機制,例如在疫情期間,我們向受沖擊最嚴重的交通運輸等行業部署了290億沙特里亞爾支持資金。NDF實質上內置了“減震器機制”(shock absorber mechanism),以便在必要時為私營部門,特別是脆弱環節,提供及時緩沖與支持。
第一財經:面對人工智能(AI)等新興技術的涌現,沙特如何在遵循長期發展路線圖的紀律性與保持捕捉新機遇的靈活性之間取得平衡?
阿爾-圖瓦伊杰里:公共投資基金(PIF)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負責為國家引入新技術、孵化新產業并助力經濟發展,這本質上是一種風險與機遇的權衡。AI目前處于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其機遇堪比移動通信與互聯網發展初期。
沙特已建立一套完整的治理體系,依托深入的研究與分析,明確我們在新興領域可承擔的風險邊界,從而確保能夠系統性地對AI等前沿議題作出理性且及時的戰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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