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陳云勸說黃克誠去玉泉山休養，黃克誠：答應我三個條件

“1978年12月14日下午兩點，你非得把我推到玉泉山去？”黃克誠摘下老花鏡，對面坐著的陳云笑一笑。

陳云不接茬，只把病歷往他面前一放：“支氣管炎一到冬天就折騰你，中央為的是你的命，不是面子。”簡單幾句，話鋒卻硬。

黃克誠沉吟片刻，端起茶杯，手指輕敲杯沿，聲音低卻清晰：“我可以去，但要守三條——只帶一名秘書；家屬除周日不許探視；所有開銷自己掏。”這一刻，他的固執和清醒同在。

玉泉山事件表面看是一次普通療養安排，背后卻折射出黃克誠一生恪守的“分寸感”。他從不反對組織照顧，卻始終要給公私劃一道線，這種慣性早在青年時代就養成。

1928年秋，他潛回永興老家組織游擊隊。湘南白色恐怖正濃，黃克誠躲在山林，夜里才敢摸回大哥黃時嘰家。那時敵人搜得兇，嫂子劉德姬把飯菜藏進竹簍，裝作割草上山。一次敵人破門搜屋，嫂子提著泔水桶往豬圈砸，罵聲震天，好似真在趕貓。就是那一分鐘的拖延，給黃克誠贏得了逃命的距離。

后來他總說：“我欠大哥大嫂一條命。”可一到建國做官，恩情歸恩情，政策歸政策。

1950年，侄子黃開衡只念過一年私塾，摸到省府大門口想求份差事。黃克誠略一打量，先讓他去煤礦，“月薪雖苦，憑力氣吃飯。”侄子搖頭要讀書，他也不塞條子，只自費送進長郡中學，再無其他照顧。幾年后，這孩子憑考試進了中南政法學院。有人笑黃克誠“摳門”，黃克誠搖頭：“幫他開門不是難事，難的是以后每道門誰替他開？”

這種“摳”不只對親人。1955年中秋，妻子唐棣華想在王府井買罐可可粉。那玩意兒當時價錢不低，售貨員剛報完價，他擺手：“不買。咱家不差這口甜。”妻子無奈，小女兒撅著嘴，黃克誠蹲下來問：“不吃可可粉會餓著么？”五歲的黃梅搖頭。他接一句：“省下的錢，鄉下能換好幾袋米。”孩子也就不再鬧。

有人說高級干部就該有點“干部樣”。黃克誠卻認定：越是手握權力，越要把規矩明碼寫在臉上，所以他給家里立了兩條死規矩——不用公家車，不向公家伸手。到湖南當省委書記，孩子發燒，唐棣華抱著走幾條街找電車，旁人看著心疼，他卻只一句：“咱家不是先前給老百姓立榜樣的嗎？”

1977年調回北京，組織給他安排一處1949年蓋的舊平房。門口緊挨消防站，警報聲“嗚嗚”響個沒完。機關伙計申請翻修，預算七八萬。黃克誠聽完揪著拐杖直搖頭：“墻沒倒，屋沒漏，錢留給急處。”冬天取暖靠燒煤爐，一個夜班戰士打趣說：“首長，這爐子怕要向您老請假了。”黃克誠咳得厲害，卻只回一句：“它不爭氣，我也不爭氣，可國家的錢更爭氣。”

正因為這番倔勁，陳云才放心把療養話挑明：你若再硬扛，中央會更擔心。于是才有了開頭那段對話。

去玉泉山后，他仍舊蹲在小屋看材料、改報告。秘書勸他多睡會兒，他擺擺手：“醫生說我得鍛煉呼吸，你念文件給我聽，當練聲。”家屬周日探望，外孫摘下院里一只蘋果，不慎打碎杯子。黃克誠立刻掏錢：“杯子再小也是公物，連孩子也要記住規矩。”

有人納悶，玉泉山一日三餐本就省里撥款，他還堅持“生活費自理”干嘛？老首長只拋下一句：“我多吃一碗飯，就得國家多出糧票，萬一明年鬧災荒呢？”聽來像玩笑，卻沒人敢反駁。

不得不說，這種“算計”與其說是節儉，不如說是憂患。黃克誠篤信，“共產黨失去老百姓不是因為打不了仗，而是因為貪。”因此在一九七八年底寫給中央的建議中，他把“抓領導干部作風”列在首條。那份建議后來成了整頓部隊經濟紀律的重要參考材料。

黃克誠在玉泉山只呆了三個月，病情穩定就急著回機關。他走的那天，管理員塞給他一張賬單，上面列著房間簡單維修費、一把新換的門鎖、以及三只被客人打碎的茶盞，總共不到五十元。他看完立刻掏錢，并在背面寫下“已付，另附說明：此款為個人責任，與療養單位無關。”

這張賬單后來被工作人員夾進檔案。多名年輕警衛看后感慨：“原來一個副委員長的嚴要求，真落在每一片碎瓷上。”

故事講到這兒，讀者會發現：1978年的玉泉山，并非轉折點，而是他一生行事準則的縮影——凡事先問是不是公家，有沒有先例，用沒用老百姓的錢。也唯有如此，他才敢在病榻上拍著胸脯說：“我清白得睡得踏實。”

黃克誠于1986年離世，整理遺物時，抽屜里除了幾件舊軍裝，就是一本厚厚的家庭賬簿，每一筆開銷旁邊都標著“自付”或“公家”。那本賬簿如今陳列在軍事博物館，扉頁只兩行字：公與私，重如山；錢與權，細如絲。

這兩個詞，或許就是他在玉泉山提出“三個條件”的真正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