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追夢旅程！《上學記》揭秘知識分子的精神洗禮。

提起上學，現代人或許會聯想到擠名校、報補習班的焦慮，或是“內卷”與“躺平”的糾結。然而，在八十多年前的戰火紛飛中，有一代年輕人卻將顛沛流離的求學歲月過成了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愜意時光。他們在動蕩中讀出了精神的底氣，活出了理想的重量。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學記》正是這樣一部記錄。它不是普通的個人回憶錄，而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通過何先生從小學到西南聯大的求學往事，為我們還原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并深刻探討了在困境中讀書如何安頓心靈、理想如何支撐我們前行。

何兆武生于1921年，親身經歷了“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他晚年口述的這部《上學記》不刻意美化歷史，不回避個人感受，這種不修飾的真實使本書成為研究那一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珍貴“活檔案”。

何兆武的求學之路始于政權交替下的小學階段。北洋政府時期，課堂氛圍自由散漫，教學也沒有統一教材，全憑老師喜好。到國民黨時期，氛圍明顯變化，增添了“黨義課”和“總理紀念周”，開始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即便在這樣的環境中，啟蒙的種子依然悄然生長。小學時，他看到“德謨克拉西”的對聯，在報紙上讀到胡適文章里“科學”“民主”的字眼，這些五四精神的火種已悄然埋下。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他第一次模糊地感受到了民族危亡的沉重，家國意識開始覺醒。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平淪陷，何兆武的中學時光便與戰火和遷徙緊密重疊。他輾轉一個多月回到湖南老家，拒絕在本地中學就讀，而是選擇了師資雄厚、遷至長沙的中央大學附中。戰事緊逼，學校又遷至貴州深山的馬鞍山，茅草棚做教室，泥墻當黑板，繼續學業。

中學的課堂既有南北教育風格的碰撞，也藏著突破束縛的自由。北平師大附中紀律寬松，而中央大學附中則實行戰時緊張的軍事化管理。然而，學術上的自由度卻得以保留。沒有統一的教科書，老師可自行決定教學內容。即便在黨化教育背景下，老師也默許他在作文中表達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符的觀點，這種對思想自由的尊重難能可貴。

課堂之外，廣泛的課外閱讀為他打開了更廣闊的世界。在北京時，他“漫無目的地漫游”于各類書籍之間，從《開明青年叢書》到梁啟超、冰心、徐志摩的作品，豐子愷的《西洋建筑講話》引發了他對建筑的興趣，朱光潛的“慢慢走，欣賞啊”讓他領悟到讀書的非功利性。即使在資源匱乏的湖南、貴州，他仍想方設法找書讀，反復咀嚼有限的英文小說，保持著對知識的渴求。

戰火的洗禮讓何兆武的家國情懷從朦朧走向真切。他在北平目睹日軍坦克駛過長安街，在岳陽樓上看見日艦闖入中國內湖，想到范仲淹的名句，心中悲痛不已。聽聞長沙大火導致百姓流離，他更深刻地認識到國家強大的重要性。這段在逃難中堅守、在匱乏中探索的中學歲月不僅增長了知識，更讓他讀懂了家國的重量。

在中學的艱苦環境中，何兆武主動自學，用一年時間學完兩年課程，1939年，他以貴陽考區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入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的物質條件極其艱苦，校舍是泥墻茅草棚，日軍飛機頻繁空襲，師生們不得不“跑警報”。校園兩次被炸，但西南聯大和昆明城都沒有失敗主義的氣氛，一家被炸的牛肉面館甚至改名“不怕炸”，這種苦中作樂的堅韌樂觀是西南聯大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

比艱苦環境更令何兆武印象深刻的，是西南聯大自由的學術氛圍。這里名師薈萃，陳寅恪、聞一多、沈從文、金岳霖、華羅庚等大家云集。學校沒有統一教材和標準答案，老師們講課全憑學術興趣。錢穆先生講中國通史講到宋代便停止，向達先生能把“印度史”講成“中印交流史”。師生之間甚至可以自由辯論，一位理學院學生常與周培源先生爭論物理理論，成為校園一景。

何兆武充分沐浴在這種自由之中。他循著興趣聽課，不感興趣的課便靈活應對。西南聯大轉系自由，他從土木系到歷史系，再到哲學系、外文系，這種跨界探索正是西南聯大精神的體現。

自由絕非放任。西南聯大的畢業門檻異常嚴格，必修課學分占比高，核心課程掛科必須重修，毫不通融。體育必須修滿八個學期，否則無法畢業，何兆武本人就曾因手術缺課而費盡周折才補上。正是這種自由與嚴格的結合，塑造了聯大獨特的育人模式。

因畢業不易，“湊學分”成了學生間心照不宣的默契。鄭天挺先生的明史課因考核寬松、內容生動，成為熱門選擇。但這只是嚴苛要求下的小插曲，真才實學才是畢業的基石。這種模式結出了豐碩成果。聯大規模不大，卻培養出楊振寧、黃昆、張守廉、鄧稼先、王浩、汪曾祺等一大批影響中外的頂尖人才，堪稱教育史上的奇跡。

《上學記》的價值不僅在于還原歷史，更在于其中蘊含的關于讀書、幸福、愛國與人生的深刻思考，至今仍能給我們以啟迪。

關于讀書，何兆武認為，讀書是在亂世中守住內心秩序的錨點。他特別強調，讀書不應帶有功利目的。同時，他主張讀書要多元，不獨尊一家，不盲從權威，始終保持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

關于幸福，何兆武的幸福觀核心在于精神富足和對未來的希望。他認為幸福有兩大支撐：一是個人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二是對社會前景的向好信念。盡管戰時生活困苦不堪，但西南聯大師生因堅信抗戰必勝、相信戰后會有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依然感到那段時光是愜意和幸福的。這種基于信念的幸福感賦予了他們在顛沛流離中保持堅韌、昂揚的精神力量。

關于愛國，何兆武的理解超越了單純的政治立場。愛國不是盲目追隨某個政黨或喊口號，而是植根于對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和理性行動。對他們而言，愛國是個人命運與民族前途的深度綁定，是以知識和理性來守護國家尊嚴，等待民族復興。何兆武的幸福觀讓我們看到了在困境中尋找幸福的真諦。

關于人生，何兆武欣賞濟慈的墓志銘：“這里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何兆武覺得人生本就短暫，名利、地位都如水流過，不必過分執著，可是他又用一生證明：即便名字會消失，但對真理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對理想的堅持，卻能賦予人生真正的重量。他晚年仍筆耕不輟，從容謙和，展現了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認真留下自己的痕跡。

《上學記》講的不只是八十多年前的上學故事，更是一份精神指南。它提醒我們，在任何時代，讀書的意義在于滋養心靈而非功利之用，幸福的本質在于內在希望而非物質豐裕，人生的價值在于熱烈地追求和體驗而非追求名利。希望我們都能像何兆武先生他們那樣，不管身處什么樣的環境，都能保持對知識的熱愛，保持對未來的希望，讓上學成為一件快樂的事，把人生過成自己想要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