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對中國低生育率發預警，孫玉良：專家的意見不如網民有效

聯合國最近對中國的低生育率發出預警，2025年中國出生人口又創新低，人口生育率只有1.09，比日本和韓國還差，人口減少或超過350萬。

十四億人口的大國，生育率卻跌到了這個水平，中央開始重磅定調生育、教育政策，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

為什么中國有14億人口，卻反過來鼓勵生育？因為人口結構失衡，可能引發經濟停滯與社會老齡化危機，換句話說，老齡化社會誰來干活呢？錢從哪來呢？

聯合國的相關預警一公布，很多人才意識到，過去覺得還很遙遠的老齡化、人口萎縮，其實已經到了眼前。

而這背后牽動的，不只是人口數量的變化，而是養老體系能不能扛得住、勞動力從哪里來、社會還能不能順暢運轉的根本問題。

但這些宏觀層面的焦慮，對普通年輕人來說，其實并不抽象，也不需要靠國際報告來提醒。

對他們而言，生不生孩子，從來不是情懷問題，而是一道極其現實的算術題，每個月的收入、房租或房貸、孩子的教育花費、醫療支出，才是決定答案的關鍵。

這些年，國家層面已經明顯加大了對生育、教育問題的重視力度，政策信號也一再釋放，希望能穩住人口結構。

但很多年輕人的感受卻是，這些善意到了基層，往往沒能真正緩解壓力，原因并不復雜，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65%，資源、機會和公共服務高度集中在城市。

但城市的生活成本也水漲船高，對這一代年輕人來說，限制他們生育意愿的，早就不是觀念，而是住房、教育和醫療這三座實實在在的大山。

這種壓力，在一個普通二線城市家庭的賬本上表現得非常直觀，比如一位月收入八千元的中學教師，在當地已經算是相對穩定、體面的工作。

但只要細算就會發現，養一個孩子，每個月各種剛性支出加起來，輕輕松松就要五千元以上。

如果再考慮學區房動輒是年收入二三十倍的價格，所謂“再生一個”，幾乎就變成了完全不現實的選項，在這樣的條件下，二胎不再是個人意愿問題，而是經濟能力根本不允許。

如果連這樣的家庭都感到吃力，那么那些月收入只有三五千、工作不穩定、隨時可能被替代的年輕人，處境只會更加艱難。

城市里有大量所謂“靈活就業”的群體，看起來自由，實際上收入和保障都極不穩定，讓他們承擔一個孩子，甚至兩個孩子的長期成本，本身就已經超出了很多人的心理和經濟承受范圍。

正是這種現實處境，與一些公共討論中的聲音，形成了明顯的錯位，很多活躍在媒體上的專家，生活條件優渥、收入穩定，討論問題時往往習慣從宏觀和理論出發。

在他們的邏輯里，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動力不足”，只要通過補貼、獎勵、假期等方式“刺激”一下，問題就能緩解，但在普通年輕人看來，這種說法忽略了最核心的現實壓力，也很難真正打動人。

相比之下，網絡上那些看似隨意的評論，反而更接近問題本身，很多人直言，關鍵不在補貼多少，而在有沒有穩定的工作、有沒有清晰的未來預期。

如果一個年輕人連自己將來能不能站穩腳跟都不確定，又怎么敢去規劃孩子的人生？在就業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生育更像是一場高風險的長期投資。

還有人把問題說得更直接：現在最賺錢的行業，恰恰是教育和醫療，而這兩項又是養育孩子繞不開的支出。

當它們高度市場化、利潤居高不下時，普通家庭的負擔自然越來越重，只要這些結構性成本不降下來，補貼再多，也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生育意愿。

在年輕人中間，還流行著一種帶著自嘲的說法。他們并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不想讓孩子重復自己的人生軌跡。

長時間加班、高強度競爭、被房貸和績效指標牢牢綁定，這樣的生活讓很多人感到疲憊甚至絕望。

出于本能的保護，他們選擇不把下一代帶進同樣的環境，這種選擇，看似冷靜，實際上包含著很深的無奈。

因此，如果生育政策只是從“社會需要勞動力”的角度出發，而忽視個體的生活質量和尊嚴，很難真正獲得回應，對普通人來說，孩子不是統計數字，而是一個需要長期投入情感、時間和資源的生命。

也正因為如此，真正可能改變局面的，并不是更多口號式的倡議，而是對現實壓力的系統性緩解。

讓住房回歸居住屬性，降低年輕人進入城市生活的門檻，讓教育支出更可控，避免家庭在孩子成長過程中被持續掏空，讓醫療費用不再成為中產家庭的巨大風險源。

這些改變，才是年輕人重新建立信心的基礎，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不婚不育，其實并不是拒絕家庭和孩子，而是在用最理性的方式，對現實作出回應。

人口數據的下降，本質上反映的是人們對未來預期的下降。只有當生活不再讓人感到窒息，當努力能夠換來相對穩定、可預期的回報，生育才會重新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而不是被反復討論、反復動員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