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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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中南海。
一份關于香港查良鏞的訪問報告被緊急送了上來。
鄧小平的辦公室里，工作人員正匯報著一個棘手的情況。
這位全球知名的“金庸”先生，點名要見鄧小平。
可保衛部門在例行審查時，卻挖出了兩條“不妥”的猛料。
這事兒，見還是不見？
01
咱們得先把時間掰回到1981年。
那是個什么年份啊？中國剛剛推行改革開放沒多久，整個社會都在一種摸索和興奮中往前走。就在那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剛開完，通過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算是對過去幾十年的事情做了個總結，也給未來定了調子。
全國的工作重心，正式轉到了經濟建設上來。
這種時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就成了頭等大事。尤其是那些在海外有巨大影響力的華人華僑，更是重點邀請的對象。
這份邀請名單里，查良鏞，也就是金庸，那絕對是排在最前面的幾個人之一。
為啥？
擱那會兒，金庸可不只是個寫武俠小說的。他是香港《明報》的創辦人，是當之無愧的香港文化界“幫主”。他每天在《明報》上寫的社評，那在整個華人圈子里，影響力簡直是現象級的。
很多人早上起來，不看金庸的社評，都不知道該怎么跟人聊天。
所以說，大陸這邊邀請他，那目的性是很明確的。
金庸本人收到邀請后，也挺痛快，立馬就答應了，表示很愿意回大陸訪問。但他提了個要求，或者說，是他這次行程的唯一愿望–他想見一見鄧小平。
這可不是臨時起意，也不是說客套一下。
金庸對鄧小平，那股子佩服勁兒，是藏都藏不住的。
這事兒吧，說來話長。早在鄧小平還在江西農村下放，政治上最艱難的那幾年，很多人都覺得這人這輩子估計就這樣了。
可金庸就不這么看。他反而在《明報》上，頂著巨大的壓力，公開撰文力挺。他從鄧小平早年的經歷和行事風格分析，認為這個人是打不垮的，是有大魄力、大智慧的。
到了1975年，鄧小平不是短暫恢復工作了嘛。金庸立馬跟進，在報紙上大加贊揚，說他”有魄力、有遠見”，是能解決大問題的人。
結果沒過多久，1976年春天，鄧小平再次被打壓，政治前途又是一片灰暗。
就在這個所有人都屏息凝神，不知道風向要往哪吹的節骨眼上，金庸又干了件大事。他大膽地在社評里預測：鄧小平一定會東山再起。
這在當時，簡直是石破天驚。
因為這事，金庸沒少被那些極左的勢力圍攻，直接給他扣了個香港“反動文人”的帽子。
但他壓根兒不在乎。他打心底里覺得，鄧小平這人，就是他武俠小說里寫的那種頂天立地的英雄，是真正懂什么叫”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
你想想，一個文人，用自己最寶貴的筆桿子，在一個政治人物最落魄的時候，連續押了這么多次寶，而且全押對了。
這份”知遇之恩”，或者說，這種隔空的神交，分量是很重的。
所以，當1981年，他有機會踏上大陸的土地時，他最想見的，就是這位他”神交”已久的”郭靖”。
02
金庸想見鄧小平，那鄧小平想不想見金庸呢？
答案是，非常想見。
這里頭，也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是個人層面的。
鄧小平確實是金庸的”書迷”。早在70年代，他從江西返回北京的時候，就曾經托人，費了不少勁兒，從香港給他帶了一整套金庸武俠全集。
在那段政治上還比較壓抑的日子里，他每天晚上睡覺前，別的娛樂活動也不多，就喜歡翻上幾頁。什么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他都熟得很。
所以，聽說金庸要來，從”書迷”見”偶像”的角度，他也是高興的。
但這只是表層。
第二層，也是最關鍵的一層，是政治和戰略層面的考量。
鄧小平同意會面，壓根兒不是因為自己愛看武俠小說，那格局就太小了。他是站在一個國家掌舵人的高度，在下一盤大棋。
剛才咱說了，1981年，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
鄧小平需要一個”擴音器”，一個超級”喇叭”，把他最新的思想，他要帶中國走的這條新路，清清楚楚地傳遞到海內外。
尤其是要讓港澳臺同胞，讓全世界的華人，都聽到，都理解，都放心。
金庸，就是那個最合適的”擴音器”，沒有之一。
當時有句話，叫”有井水處有金庸”。他的《明報》社論，在海外華人那里，那簡直是”圣經”級別的。他說一句話，比官方發10個文件都管用。
更關鍵的，是兩個迫在眉睫的大問題：香港，和臺灣。
1981年，香港的前途問題，已經開始冒頭了。英國那邊啥心思，大家也都在猜。
臺灣那邊呢，還是蔣經國當政，兩岸依舊是隔絕狀態。
鄧小平的手里，正捏著一個即將震驚世界的構想，那就是”一國兩制”。
這個構想，在當時聽起來，那簡直是天方夜譚。一個國家里，怎么可能同時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
這個”炸彈”怎么扔出去，才能讓人信服，而不是被人當成”統戰”的笑話？
鄧小平選了金庸。
因為他知道，金庸這個人，骨子里是個愛國者。
就在金庸來大陸之前沒多久，他還去了一趟臺灣。那次去，他專門跑到了金門。
站在金門島上，他親眼看到了那些當年炮戰留下的彈坑和壕溝。對面，就是福建。
金庸當時心里特別不是滋味。他感慨了一句，這不就是”兄弟鬩于墻，相煎何太急”嗎？
他不止一次公開說，他這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親眼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
這種骨子里的家國情懷，和希望兩岸和平的愿望，讓鄧小平認定，金庸是溝通兩岸三地的最佳傳話人。
所以，當金庸提出想拜見的報告送上去后，鄧小平幾乎是秒批：我也愿意見一見查先生。
03
事情到這兒，本來是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可問題，就出在了會面之前的最后一道關口–例行審查。
保衛部門的工作人員，那可不管你是不是”大俠”，也不管你是不是”幫主”，他們領的”軍令狀”，就是確保萬無一失。
在那個年代，“政治審查”這4個字，分量是極重的。
這一查，還真就查出了兩個要命的”不妥”之處。
第一個問題，是金庸的個人問題，或者說，是”作風問題”。
這事兒吧，我得給您詳細嘮嘮。
金庸這次回大陸訪問，陪著他一起來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林樂怡。
問題就出在這兒了。
在1981年的大陸，“離婚”這兩個字，那還是個非常扎眼、非常稀罕的詞兒。你要是在單位里聽說誰誰誰離婚了，那背地里得被人戳脊梁骨戳好幾年。
這不叫”感情不合”，這叫”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叫”生活作風不檢點”。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杜冶芳，是金庸去香港前結的婚，后來到了香港，倆人感情淡了，分開了。這倒還好，畢竟年代久遠。
關鍵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朱枚。
朱枚是記者出身，是個不折不扣的才女。在金庸創辦《明報》最艱難，最發不出工資的時候，是朱枚把自己陪嫁的首飾當了，才撐過去的。
可以說，沒有朱枚，就沒有《明報》的。這是金庸的”糟糠之妻”。
但《明報》事業穩定之后，倆人的矛盾卻越來越深。
就在這個當口，金庸在一家餐廳里，遇到了年輕的女服務員，林樂怡。
后來的故事，在香港傳得沸沸揚揚。金庸在林樂怡那里，找到了被關懷和崇拜的感覺。
于是，他就跟朱枚鬧離婚，轉而迎娶了林樂怡。
這事兒，在80年代初的大陸看來，那性質可就嚴重了。
這是什么？這是”拋棄糟糠”，這是”婚內出軌”（雖然在香港法律上未必如此，但在大陸的道德觀念里就是這樣）。
保衛部門的顧慮是實實在在的：
咱們用這么高的規格，邀請一個”拋棄”妻子的”公眾人物”，來和咱們的最高領導人會面，這傳出去，社會影響太不好了。
那些老干部、老百姓會怎么想？他們會覺得，我們怎么能推崇這樣一個”道德有瑕疵”的人呢？
這是第一個”雷”。
如果說第一個”雷”還只是”作風問題”，那第二個”雷”，在當時看來，簡直就是”政治立場”的大問題了。
保衛部門查到的第二個顧慮，就是金庸的政治傾向。
金庸這個人，你很難用”左”或者”右”來簡單定義他。他在《明報》上，確實是天天夸鄧小平，但他筆桿子太利，也批評過不少大陸的具體政策，在華人圈子里造成過不小的震動。
這些都還好。
最要命的是，工作人員查到，金庸在這次來大陸之前，他剛剛訪問過臺灣。
在臺灣，他見了誰呢？
見了蔣經國。
這可不是一般人啊！
在1981年，大陸和臺灣那還是”漢賊不兩立”的狀態，隔著海峽天天用大喇叭對罵呢。
結果金庸倒好，在臺灣，被蔣氏父子奉為”座上賓”，他和蔣經國的會談，時間還特別長，聊得還特別”深入”。
這下，保衛部門的人可就坐不住了。
這個金庸，到底是什么路數？
他前腳剛跟蔣經國聊得火熱，后腳就跑到北京來，點名要見鄧小平。
他到底是哪頭的？
他是不是想學蘇秦張儀，搞”合縱連橫”啊？
他是不是帶著蔣經國的什么密信來的？還是想來刺探我們這邊的口風？
更可怕的擔憂是：萬一他是個”兩面派”怎么辦？
你想想，如果鄧小平同志跟他見了面，他拿到了第一手資料，一轉身回到香港，在《明報》上發一篇社評，標題是《我見了兩位先生，大陸那邊還是不行啊》…
那這個”不良影響”，可就不是”作風問題”那么簡單了。
這對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對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對外形象，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04
帶著這兩個一個比一個”要命”的顧慮，保衛部門的工作人員心里直打鼓，把這份報告原原本本地匯報給了鄧小平，并且”委婉”地提出了他們的建議：
是不是，這個會面…再慎重考慮一下？或者，先推遲一下？
鄧小平的辦公室里，氣氛估計是有點緊張的。
鄧小平聽完了匯報，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他沒立刻表態，而是略微思索了一下。
他接下來的反應，就是金庸最佩服的那種”魄力”和”風骨”。
對于工作人員提出的那兩個”雷”，鄧小平的指示很明確，就4個字：不用管它。
這4個字，在1981年，那真是擲地有聲。
咱們來拆解一下，這4個字背后，是一個國家領導人什么樣的胸襟和智慧。
第一，關于那個”作風問題”。
鄧小平的”不用管”，是直接把”私事”和”公事”給分開了。
這在當時，簡直是革命性的。
在那個年代，一個人的”私德”是和他”公德”、“政治前途”死死綁定的。
但鄧小平的意思很明白：金庸的個人感情問題，那是他自己的私事，那是香港社會的事情，我們管不著，也不用拿我們這邊的道德標準去硬套。
我們要看的，是這個人的才華，是他的影響力，是他在”愛國”這個大問題上的立場。
這一下，就等于是在思想上松了綁。信號很明確：我們看重的是真才實干，不是那些虛頭巴腦的道德文章。
第二，關于那個更要命的”政治立場”問題。
鄧小平的”不用管”，那就更是藝高人膽大了。
這背后，藏著兩個字：自信。
他知道金庸剛見過蔣經國嗎？他太知道了。
他怕金庸拿來做比較嗎？他不但不怕，他就希望金庸去做比較。
鄧小平的潛臺詞是：
你剛見過蔣先生，很好。那你再來見見我。你用你那支全華人世界最厲害的筆，去比一比，看一看到底是誰的路線，能真正給中國帶來希望。
他怕金庸回去亂寫嗎？他更不怕。
鄧小平的意思是，我們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我們推行的改革開放，是真心實意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我們不搞陰謀，不搞虛的。
你金庸來看，你隨便看。你看完了，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這種”開天窗說亮話”的坦誠和自信，在那個年代，是碾壓一切”政治手腕”的。
這根本不是一次”冒險”的接見。
這是一次精心布局的”陽謀”。
“讓他看，讓他比，讓他寫。”
在鄧小平的親自拍板下，所有”不妥”的顧慮全被排除了。
會面時間，火速確定：1981年7月18日。
05
1981年7月18日，北京的夏天，熱浪滾滾。
金庸為了這次會面，一大早就爬起來了。他特意穿上了一身筆挺的西裝，打了領帶。在那個天氣里，這身打扮有多受罪，可想而知。
因為車子路上耽擱了10分鐘，等他帶著妻子林樂怡和一雙兒女趕到人民大會堂時，他心里還有點忐忑。
可他萬萬沒想到的是，他一下車，就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鄧小平同志，已經等在了福建廳的門口。
鄧小平穿著一身短袖，完全沒有”大人物”的架子，就那么站在門口，像等一個老朋友。
看見金庸一行人，他主動上前，握住了金庸的手，熱情地歡迎他回來看看。
鄧小平的第一句話，就讓金庸所有的緊張都煙消云散了。
他告訴金庸，你的小說我可都讀過了，我們算是老朋友了。
他還用金庸書里的人物打了個比方，說自己這已經是第三次”重出江湖”了，書里的主角，不都得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才能成大事嘛。這也是人生的規律。
這幾句話，一下子就把兩個人的距離拉近了。
金庸非常激動，他微微躬身，表達了自己長久以來的仰慕之情。
進入福建廳，鄧小平看見金庸熱得滿頭大汗，就讓他趕緊把西裝外套脫了，不要拘禮，怎么舒服怎么來。
為了緩解金庸的緊張，鄧小平還做了一個特別私人的舉動：他拿出一根”熊貓牌”香煙，遞給了金庸。
在那個場合，這個動作的分量，遠超香煙本身。
臨走的時候，鄧小平還專門送了他一整包。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里，會談的氣氛，與其說是”接見”，不如說是”聊天”。
鄧小平把他最關心的幾個大問題，都掰開了、揉碎了，講給金庸聽。
他談到了剛剛結束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解釋了為什么要給過去的事情做一個了斷。不把這些包袱甩掉，中國就沒法往前走。
他第一次向外界詳細解釋了，什么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最后，他談到了香港。
他讓金庸回去，一定要告訴他在香港的朋友們，不要擔心，不要害怕。
大陸的政策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這其實就是”一國兩制”構想的雛形，鄧小平選擇金庸，作為第一個傳遞這個”定心丸”的非官方人士。
這個信任，給得足足的。
會談持續了一個多鐘頭，金庸起身告辭。鄧小平也站起來送他，兩人邊走邊談，出了福建廳的大門，還意猶未盡地站著聊了一會兒。
這次會面，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接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規格之高，信號之強，瞬間引爆了海內外的輿論。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就播報了這個消息。
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寫武俠小說的”，登上了最高規格的新聞。
港澳臺的新聞機構，更是把這當成了頭版頭條，全都”炸”了。
金庸回到香港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明報》月刊的9月號上，原原本本地發表了這次和鄧小平的談話記錄。
他還專門寫了一篇《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
這兩篇文章一發出來，那一期的《明報》月刊，當即售罄。
加印了3次，還是被搶光。
所有人都迫切地想從金庸的筆下，知道大陸到底發生了什么。
金庸沒有辜負鄧小平的信任。
他用自己的親眼所見，告訴全世界，大陸這次是來真的。他對中國的未來，非常樂觀。
鄧小平那盤”陽謀”大棋，走活了。
這次會談，成功地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通過金庸這個”超級擴音器”，精準地傳播給了臺灣和香港。
后來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臺灣那邊，據說對金庸這次”北京之行”很不高興，一度還下架了他的小說。
英國那邊，也注意到了金庸的分量。
1982年，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談香港問題。她回程路過香港時，點名要約見金庸。
這位”鐵娘子”，也想拉攏一下金庸這支筆，想讓他幫英國的立場說說話。
結果，金庸一口回絕，壓根兒沒見。
這態度，已經很明顯了。
到了1985年7月，金庸再次來到北京。
這一次，他的身份，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委員。
他從一個”客人”，變成了一個”參與者”。
他利用《明報》這個輿論陣地，開始不遺余力地向香港民眾，宣傳”一國兩制”的方針。
1997年，香港回歸。
鄧小平同志沒有親眼看到那個場面。
但金庸，這個當年被保衛部門打上”污點”和”立場不穩”標簽的作家，卻親眼目睹了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在香港升起。
這事兒吧，得從1981年那個夏天的拍板說起。
有些人的眼光，就是能穿透那些所謂的”污點”和”風險”，看到幾十年后的棋局。
你說這叫不叫”俠之大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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