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19日,北京那個冷得要命的冬天,秦城監獄的縫紉室里鬧翻了天。
誰也沒想到,那個曾經讓整個西南都嚇得睡不著覺的“特務之王”,居然為了幾件沒縫好的衣服,跟檢驗員急赤白臉地吵了起來。
那天晚上,這老爺子氣性大得離譜,賭氣在寒冬臘月里沖了一盆刺骨的涼水澡。
結果呢,這一沖不要緊,三天后,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軍統狠角色,就這么把自己給送走了。
這事兒聽著挺荒誕吧?
但歷史往往比小說還離譜。
這位把自己活活“氣死”的主兒,就是國民黨軍統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
咱們印象里的特務,大多是那種陰森森、躲在暗處算計人的角色。
但徐遠舉這人是個異類,他在軍統里有個極其響亮的綽號,叫“徐猛子”。
為啥叫猛子?
就是因為這人辦事從來不講究什么套路,只要戴笠那邊一聲令下,他就像條瘋狗一樣撲上去咬人。
不管是這邊的地下黨,還是國民黨自家的同僚,只要擋了他的道,那是真敢下死手。
用那時候人的話說,這人鷹鉤鼻子里噴出來的氣,都帶著一股子血腥味。
要說徐遠舉當年有多狂,得看看他手里的權。
1948年那會兒,他還不到40歲,坐在西南特區區長的位置上,那叫一個春風得意。
當時有個說法叫“半壁江山,西南紅人”,指的就是他。
那時候的他,眼睛里哪還有什么法律啊,全是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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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新華日報》、搞垮《挺進報》,還有電視劇里演的殺害楊虎城將軍,幕后黑手其實都是他。
手里的權力太大,就把自己當成了閻王爺,以為能永遠掌控別人的生死簿。
那時候他肯定想不到,自己一手打造的白公館、渣滓洞,那些專門用來折磨人的魔窟,最后竟然成了關押他自己的籠子。
這大概就是命吧。
1949年盧漢在云南一起義,徐遠舉這只“西南之虎”瞬間就變成了沒牙的老貓。
當他被押回重慶白公館的時候,那心理落差簡直了。
這地方他太熟了,以前他是座上賓、審判者,現在成了階下囚。
剛進去那陣子,這個殺人如麻的“硬漢”直接崩了。
他心里門兒清,自己欠下的血債,槍斃十回都不夠賠的。
據當時看守的戰士回憶,徐遠舉晚上根本不敢睡,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以為是來拉他去槍斃的。
有一次讓他去錄口供,他以為大限到了,嚇得全身跟篩糠似的,簽字的時候,那只曾經握槍殺人的手,抖得連筆都拿不住。
不過呢,新中國的改造政策倒是給了他一線生機。
當聽說“雖有大罪,但有改造機會”的時候,徐遠舉那股子求生欲瞬間爆棚。
1956年轉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后,他搖身一變,成了監獄里的“卷王”。
為了爭取寬大處理,他簡直是拼了老命地表現:臟活累活搶著干,學習會上口號喊得比誰都響。
最絕的是,為了立功,他開始瘋狂檢舉揭發其他人。
在那個封閉的小圈子里,徐遠舉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在軍統爭寵的狀態,只不過這回爭的不是官位,而是活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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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徐遠舉這種“猛”勁兒,既成就了他,最后也毀了他。
他太急了,太想拿到那個“特赦”的名額了。
他把改造當成了做生意,覺得只要拼命干活、拼命咬人,就能換來一張出門的門票。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單公布的時候,杜聿明、王耀武這些人都出去了,偏偏沒有他徐遠舉。
這下他心態徹底炸了,大吵大鬧,質問憑什么沒有自己。
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改造這事兒,不僅看你干了多少活,更看你腦子里的想法變沒變。
像他這種功利性極強的“表演式改造”,反而讓人覺的不靠譜。
到了1966年,外面的局勢亂了套,特赦這事兒也就暫時擱置了。
那時候造反派沖進監獄,徐遠舉這種“大特務”自然成了靶子。
但這人確實是個“人精”,面對批斗,他竟然能熟練地背誦語錄來反擊,甚至還能當場糾正對方的讀音錯誤,搞得造反派都有點懵。
這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本事,確實是老特務的底色。
但是,長期的壓抑和對自由的渴望,像毒蛇一樣天天啃著他的心。
時間一晃到了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監獄里的環境稍微松快了一點。
徐遠舉覺得機會又來了,他申請去了縫紉組,拼命踩縫紉機,想用勞動成果來證明自己。
可誰能想到,就是那幾件被檢驗員退回來的不合格衣服,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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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這不僅僅是返工的問題,這是對他改造誠意的否定,是對他獲得自由希望的扼殺。
那個冬天的晚上,他像個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樣大吼大叫,怎么勸都不聽,最后賭氣去沖了個涼水澡。
這一沖,血管哪受得了,當場就引發了腦溢血。
送到復興醫院搶救了三天,還是沒救回來,終年59歲。
很多人說這是報應,但我更愿意從人性的角度看這事兒。
一個曾經掌控無數人生死的暴君,最后卻死于對自己命運無法掌控的狂躁,這才是最大的諷刺。
1991年,徐遠舉的女兒徐繼紅拿著臺灣的證件,戰戰兢兢地走進有關部門。
來之前她腦補了無數種可怕的畫面,畢竟父親身份太敏感,罪行太重。
但她沒想到,工作人員遞給她的是一份詳詳細細的檔案:發病時間、搶救過程、醫生診斷、死亡原因,每一個細節都記錄在案,甚至還有當年監獄方盡力搶救的證明和發票。
那位負責人對徐繼紅說了一句很實在的話:“我們不搞人亡政息,歷史就是歷史。”
徐繼紅那一刻釋然了,她明白父親不是死于虐待,而是死于那個時代巨輪碾壓下,個人無法排解的心理死結。
回看徐遠舉這一輩子,從不可一世的“西南紅人”到斤斤計較的“縫紉組員”,他的悲劇不僅在于站錯了隊,更在于他始終沒跳出“功利”這兩個字。
在國民黨那邊,他靠殺人邀功;在改造所里,他靠干活邀功。
他從來沒真正懺悔過生命本身的重量,所以當唯一的“功勞”被否定時,他的精神世界也就崩塌了。
那年他才59歲,在那個寒冷的冬夜里,用一盆涼水,給自己的特務生涯畫了個極其荒唐的句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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