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3年，一張調令直接甩到了蘭州煉油廠的辦公桌上。
收件人甚至沒來得及洗掉手上的油污，就被告知：立刻、馬上，去東北。
這可不是什么升職加薪的好差事，說白了，這就是去“救火”的。
那時候咱們國家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的尾巴上，外面被人卡脖子，里面工業缺血，雖然松遼平原上已經鉆出了油，但怎么把這些黑金穩穩當當地弄出來，光靠王進喜那樣的“拼命三郎”還不夠，還得有個能統籌全局的大腦。
這個名字，現在的年輕人聽著可能陌生，但在石油圈那是響當當的硬通貨——徐今強。
你要是覺得徐今強是那種科班出身的地質專家，或者是從娘胎里出來就會打仗的職業軍人，那這劇本可就拿錯了。
把時間倒回到1938年4月，鏡頭拉到上海的外白渡橋。
一個24歲的年輕人死死盯著眼前的一片瓦礫，眼睛充血，整個人處于一種極度“破防”的狀態。
就在一年前，“八一三事變”爆發，日本人的炮火把繁華的大上海炸成了人間煉獄。
徐今強的家，沒了。
父母逃回了寧波老家，等他再回來，記憶里的避風港只剩下了一地碎磚頭。
那一刻，站在廢墟上的徐今強徹底明白了一個道理：當炮彈落下來的時候，書讀得再好，也擋不住家破人亡。
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往往就是一個人命運的轉折點。
他在寧波讀中學的時候，雖然也跟風上街演講，但他骨子里更喜歡搞思想啟蒙。
他和發小畢青開了家書店，這地兒當時可是寧波愛國青年的打卡圣地。
但這會兒，看著被炸平的家，他心里的種子終于發芽了——光有思想有個屁用，得干！
他拉上畢青，先是找到了在上海搞救國會的大V鄒韜奮，然后在鄒韜奮的指引下，一路摸爬滾打到了漢口，終于聯系上了組織。
從那一刻起，那個滿身書卷氣的徐老板下線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戰士徐今強。
接下來的日子，徐今強的履歷簡直就是開了掛。
先去延安抗大“深造”，那是當年熱血青年的哈佛耶魯；后來經歷了皖南事變的腥風血雨，在新四軍第四師干政治部聯絡科長；解放戰爭時期更是一路南下。
本來以為這輩子就是個政工干部了，結果命運又給他開了個玩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亂得像鍋粥，尤其是能源供應斷了。
誰來管石油？
于是，一紙任命，他成了中國石油公司的軍代表。
從1950年開始，徐今強算是徹底跟石油杠上了。
先是在北京當石油管理總局副局長，后來又被扔到蘭州煉油廠當廠長。
這段經歷太關鍵了，讓他從一個只會做思想工作的干部，硬生生磨成了懂技術、懂生產的工業專家。
這也是為什么1963年大慶油田會戰進入“地獄模式”時，國家敢把這副千斤重擔交給他。
當時的國際環境那叫一個惡劣，咱們急需石油來打破封鎖。
徐今強身兼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大慶油田黨工委書記、總指揮三職，這位置看著風光，其實燙屁股。
前線有“鐵人”王進喜帶著工人們在冰天雪地里拼命，后方必須有一個極其冷靜的大腦來搞管理。
徐今強到任后，沒整那些虛頭巴腦的口號，而是拿出了當年開書店鉆研學問的那股勁，死磕經濟技術指標。
這種時候，只有冷冰冰的數據和嚴苛的質量體系，才是對前線拼命的工人最大的尊重。
大家可能都知道“鐵人精神”，但很少有人知道，大慶油田產量能像坐火箭一樣往上漲，背后靠的是一套科學嚴謹的管理體系。
徐今強就是那個在背后搭架子的人。
他強調質量，死磕數據，硬是在那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年代，讓大慶油田的年產量突破了千萬噸級。
這事兒的戰略意義，說白了不亞于原子彈爆炸——手里有了油，國家的工業機器才能轉得動，坦克飛機才不是一堆廢鐵。
1966年以后，徐今強又先后代理過化工部部長、當過煤炭部部長。
咱們國家能源和化工的版圖上，到處都有他的指紋。
他這一輩子，好像總是被時代推著走，從寧波的書店老板，到戰場上的戰士，再到大國工業的操盤手，每次轉型都跨度極大，但他每次都穩住了。
1976年7月，徐今強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
這年對于中國來說，太特殊也太沉重了。
徐今強走的時候，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送別儀式，但他留下了一個已經能獨立運轉、不再受制于人的龐大能源體系。
回看他這一生，其實哪有什么天生的傳奇，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在國破家亡的時候，咬著牙選了最難走的那條路，并且一直走到了黑。
那個在上海廢墟前憤怒握拳的青年，終于可以松開手了。
參考資料：
大慶油田黨委辦公室，《大慶油田發現與開發五十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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