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刻痕 風骨永存十六——記睢寧棉紡織廠老書記胡遠麗 | 王斯開

1971年4月，我所在的織布廠并入地方國營睢寧棉紡廠，自此更名為地方國營睢寧棉紡織廠。

同年10月，我被調至廠部政工股負責宣傳工作。我注意到，政工股西側第二間辦公室里，總有一位女工按時前來，戴好工作帽便徑直走向車間。她的班次不固定，早班、中班、夜班輪替值守。這讓我滿心疑惑：若她是廠里的領導，為何要常年和一線工人一樣三班倒？若她只是普通工人，又怎會擁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

半個月后，我終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向政工股翟股長打聽。翟股長壓低聲音告訴我：“她叫胡遠麗，是1965年進廠的老書記。1967年5月被靠邊站，已經在車間勞動近四年了。她可是位老革命、老黨員，實實在在的大好人啊……”

因工作之便，我得以頻繁接觸胡書記。一得空，我便去她的辦公室與她攀談，有時還主動跟著她去車間。每當她邁進車間大門，工友們總會熱情地和她打招呼：“胡書記，你來啦！”“胡師傅，今兒來得真早！”還有年輕女工親昵地喊她“胡阿姨好！”胡書記總是滿面笑容，親切地回應：“你好呀，真有緣分，咱們今天又碰面了！”

與胡書記朝夕相處的五年間，她對我的工作和生活關懷備至。這份知遇之恩讓我打心底里敬重她，也讓我萌生了用拙筆追憶她平凡卻偉大一生的念頭。

一、書香點亮初心 烽火淬煉信仰

1927年6月，胡遠麗出生于膠東半島文登縣界石鄉張格莊的一個破落地主家庭。

膠東半島曾兩度遭日寇鐵蹄踐踏，飽經炮火蹂躪。第一次是1914年11月至1922年12月，日本以對德作戰為借口，趁機侵占膠東半島；第二次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面侵華戰爭爆發，1938年1月9日至2月3日，短短不足一個月，整個膠東半島便落入日寇之手。

在兩次戰火的洗劫下，胡遠麗家道中落，從富庶的地主家庭淪為僅能勉強糊口的普通農戶。父親懷著對日寇的刻骨仇恨，執意將11歲的胡遠麗送往十余里外的鄰鄉國立小學讀書。

五年寒窗苦讀后，父親又想送16歲的胡遠麗參軍抗日。可彼時的她身形瘦弱、個頭矮小，部隊因年齡和體格原因未能錄用。無奈之下，父親托人將她引薦到崐崙縣一所紅色小學任教。兩年的教書生涯里，她被地下黨人、校長孫鶴泉看中，推薦進入崐崙縣短期師范學校進修。一年后，經耿俊彩老師介紹，胡遠麗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7年5月，師范結業的胡遠麗聽從組織安排，先后在晹里區區公所、葛家區區公所擔任文書。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3月，她調任歷城縣縣委辦公室工作。

1951年9月，胡遠麗追隨愛人南下徐州，開啟了長達13年的徐州工作生涯。她輾轉于賈汪、茅村、七區、礦區、郊區等地，歷任組織科、宣傳科科長，后又擔任銅山縣婦聯主任6年。

從家鄉的7年耕耘，到徐州的13年堅守，20年間，她的工作單位與職務變動多達15次。每一次調整，都是一次成長與進步。無論崗位如何變化，她始終秉持著“服從組織安排、忠于工作職責、錘煉自身本領”的信念，將滿腔熱忱傾注到黨的事業中。

二、重任在肩勇擔當 躬身實干鑄輝煌

1965年8月，胡遠麗從銅山縣婦聯主任的崗位上，被組織調往睢寧棉紡廠擔任黨支部書記。

睢寧棉紡廠始建于1958年，后因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被迫停工。1964年底，國民經濟逐漸復蘇，棉紡廠被列入江蘇省1965年復工計劃。省政府明確要求：不僅要讓原有的3600枚紗錠恢復生產，更要在1966年三季度，讓新獲批的14960枚紗錠設備部分投產。這個項目在當時的徐州地區堪稱重點工程，備受徐州行署與睢寧縣兩級領導的高度重視。為強化工廠領導力量，地、縣兩級黨委慎重決定：調派胡遠麗同志擔任黨支部書記。這份任命，既是組織的信任，更是千鈞重任。

彼時的胡遠麗38歲，已有21年地方工作經驗。她年富力強，又深諳婦女工作之道，來到女工占多數的棉紡廠，本應得心應手。

與她一同調任的，還有廠長孔繁丙。孔繁丙是湖南人，13歲時，家鄉遭日寇飛機轟炸，他不幸淪為孤兒，隨后毅然參加紅軍，曾擔任過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的警衛員，抗美援朝時期更是一名英勇的人民空軍飛行員。轉業后，他先在上海工作，1958年響應號召支援蘇北，參與過豐縣紡織廠的籌建工作。孔繁丙比胡書記年長幾歲，雖文化程度不高，卻有著豐富的棉紡廠實操經驗。

一文一武，一理一工，兩人配合默契，珠聯璧合。很快，3600枚舊紗錠便順利恢復生產。面對新增14960枚紗錠的投產重任，他們科學規劃、合理分工，將全廠工程技術人員與管理干部整合為三支隊伍，分別負責舊設備的日常生產、廠房的維修改造以及新生產線的設計、采購與安裝工作。

初涉紡織領域的胡遠麗深知，工廠工作與過往的地方行政工作截然不同。以往的工作側重宏觀統籌，而如今身處生產一線，若不熟悉生產流程、不懂工序工藝，何談科學領導？

于是，她定下“統籌全局、深耕生產，先當學生、再當領導”的工作思路。除了主持必要的會議，她將所有時間都投入到車間里。每天頭戴工作帽，從前紡車間到細紗車間，從細紗車間到后紡車間，再折返往復，邊走邊看，與工人師傅們促膝交流，主動幫忙做機臺清潔等輔助工作，潛心學習各工序的擋車操作技巧。

1966年第二季度，新設備陸續運抵廠區。胡遠麗便成了“空中飛人”，在舊設備生產現場與新設備安裝工地之間兩頭奔波、日夜操勞。中午，她和工人們一同在食堂吃大鍋飯；晚上下班后，還留在辦公室整理工作記錄、撰寫學習筆記，規劃次日的工作內容，構思下周下月的生產計劃。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三個月的朝夕相處，讓胡書記與工人們結下了深厚情誼。大家都把她當作貼心的老大姐，有心里話愿意跟她講，有困難主動向她提。對于她布置的工作任務，工人們更是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地完成。

在她的統籌部署下，全廠上下形成了“邊生產、邊設計、邊裝修、邊安裝”的高效工作格局，各項工作有條不紊、有計劃、有步驟、有檢查、有落實地全面推進。與此同時，在省紡工廳的悉心指導下，在南京棉毛紡織廠、清江棉紡織廠的鼎力相助下，在徐州地、縣兩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全廠近千名職工的日夜奮戰，1966年12月，14960枚新紗錠全面投產，提前完成了省政府下達的任務目標。

三、出身浮沉遭風雨 堅守初心志不移

1967年5月，隨著那場政治風暴愈演愈烈，睢寧棉紡廠的職工也分裂成兩大派系、十余個群眾組織。有人翻出胡遠麗的家庭出身，將她劃為地主階級后代，當作批判對象。就這樣，她被撤銷職務、靠邊站，一夜之間失去了領導崗位。從那時起，她每天都要到群眾組織的辦公地點報到，接受輪番批判，晚上還要被迫寫檢討材料。

批判大會上，她被人架著胳膊，胸前掛著沉重的牌子，有時還要戴上紙糊的高帽子。除了跟著喊口號時能短暫挺直腰桿，其余時間只能彎腰低頭，強裝認罪的姿態。有一次批判會散場時，一個莽撞的年輕小伙突然朝她踹了一腳，若不是兩旁有人架著，她定然會重重摔倒在地。

1972年6月的一天，胡書記和我聊起這些往事時，眼眶里噙滿淚水，聲音也止不住地顫抖。她說：“斯開啊，說我家是地主，那都是祖上的事了。到了我父親這一輩，早就被日本人炸得家徒四壁。我11歲那年，父親好不容易湊夠學費送我上學，就是盼著我有文化、能參軍，好去打日本鬼子。后來因為年紀小、個頭矮，又是女孩子，沒能如愿穿上軍裝。可我19歲就入了黨，投身革命工作，到現在已經25年了。這些年，每一次職務變動都要經過嚴格的考察政審，我要是有問題，組織怎么會一直信任我、重用我？斯開，你說，我像是反D分子嗎？黨培養了我這么多年，我感恩還來不及，怎么可能做對不起黨的事？那些年，他們那樣誤會我、批判我、想要打倒我，就那一腳，我的腿疼了整整半個月才好啊……”

她頓了頓，又接著說：“有時候我真的想不通，我的愛人也是鄉里的黨委書記，他常常開導我，說那些人本心不壞，只是受了少數人的蒙蔽，才對我產生了誤會。他讓我相信，總有云開霧散、撥亂反正的一天。我也一直堅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連忙握住她的手安慰道：“胡書記，您說得對！組織上一定會為您落實政策，澄清事實，革命群眾也終會明白真相的，您就放寬心吧！”

群眾組織對胡遠麗進行了無數次大小會批判，卻始終沒能找出她任何反黨反人民的證據，最后只好放棄批斗，將她下放到車間勞動，美其名曰“改造思想”。

起初，車間安排她擺筒管。這份工作需要長時間彎腰弓背，或是蹲在地上，將后紡車間換下的空紗管整齊擺放到細紗車間的落紗箱里。一個班次下來，她要擺放近萬支紗管，手指被磨得血肉模糊，腰和腿更是疼得直不起來、蹲不下去。

后來，車間負責人實在不忍心，便對她說：“胡書記，您每天按時來車間就行，不一定非要干擺筒管的活兒。您在各個工序間多走走看看，哪里缺人手就搭把手幫幫忙。”從那以后，胡遠麗走遍了紡紗、織布的全流程，將“清、鋼、條、粗、細、筒、搖、捻、成、檢”十道工序的工藝要求摸得一清二楚，熟練掌握了各項操作技能。1970年，工廠添置新設備，新增一臺8號粗紗機，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擋車工，胡遠麗主動請纓，扛起了這臺機器的操作重任，一干就是兩年多，直到1972年12月。

從1967年6月被靠邊站，到1972年12月恢復職務，胡遠麗在車間勞動改造了整整五年半。這段歲月里，她不僅練就了紡紗織布的過硬本領，更與廣大職工結下了親如手足的深厚情誼。1958年、1966年進廠的老工人，始終恭敬地稱她“胡書記”；1968年至1970年進廠的工人，親切地喊她“胡大姐”；1970年至1972年進廠的年輕后輩，則尊稱她“胡師傅”，還有不少青年工人干脆叫她“胡阿姨”。

四、云開霧散再履職 丹心一片映赤誠

那場大革命后期，睢寧棉紡廠雖然在1968年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工廠管理混亂、生產停滯的局面始終沒有得到改善。1970年2月，縣里派來十人整改工作組進駐工廠。為加強黨的領導，經上級批準，睢寧棉紡織廠成立黨總支委員會，由工作組組長劉安勝兼任黨總支書記和廠革委會主任，工作組成員許春華擔任專職黨政秘書。

經過工作組一年零十個月的整頓治理，棉紡廠不僅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秩序，迎來了建廠以來的最好發展態勢，更為胡遠麗同志的所謂“歷史問題”徹底平反昭雪、正本清源。1972年12月，工作組圓滿完成任務撤離工廠，上級部門正式宣布：任命胡遠麗同志為睢寧棉紡織廠黨總支書記，全面主持工廠工作。

胡書記復職后，第一次在全廠職工大會上發表講話，是在1973年元月召開的“1972年度工作總結大會”上。她在報告中動情地說：“我感恩黨的悉心培養，感謝組織的充分信任，更感謝全廠職工的理解與支持。如今，我的歷史問題終于水落石出，我又能名正言順地和大家并肩作戰，建設我們共同的工廠了。在這里，我向大家鄭重承諾：請大家放心，尤其是曾經批判過我、與我有過分歧的同志，更要放心。今后的工作中，無論對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會一碗水端平，一視同仁，絕不會搞打擊報復，絕不會給任何人穿小鞋。因為，我們都是同舟共濟的兄弟姐妹！”

話音未落，臺下便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胡遠麗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復職后的她，將全部心血傾注在工廠發展上：抓車間生產、抓隊伍建設、抓職工福利、抓思想政治工作。無論是調整工資、發放獎金，還是分配住房、調配崗位；無論是醫藥報銷、困難救濟，還是發展黨員、年終評先，她都堅持公平公正原則，嚴格按照領導班子集體商定的規章制度執行。遇到特殊情況，只要職工向她反映，她總能想方設法、合情合理地妥善解決。

1966年進廠的陳師傅，當年曾帶頭批斗過胡遠麗。后來陳師傅結婚時，胡書記不僅欣然出席婚禮，還主動擔任他的證婚人。那個曾經踹過她一腳的青年工人小吳，在車間工作時不慎扭傷了腰，胡書記得知后，體恤他身體不便，將他調到供應科從事相對輕松的采購工作。小吳對此感激涕零，工作中愈發兢兢業業。

胡書記最牽掛的，始終是車間的生產工作。除了外出開會，她每天都會頭戴工作帽，深入車間巡查督導。她巡查時最關注的，便是車間的溫濕度。因為她深知，溫濕度調控是否得當，直接關系到工人的操作難度，更影響著產品的產量與質量。這是她五年車間擋車生涯的切身體會。因此，她將各工序的溫濕度指標視為車間生產的“晴雨表”，把各班空調工列為車間生產的第一責任人，要求他們時刻緊盯數據，確保生產環境穩定達標。

除了狠抓生產，胡書記對職工的生活福利也關懷備至。當時，棉紡廠的生活福利體系十分完善，涵蓋托兒所、幼兒園、職工醫院、理發店、茶水房、男女浴室、兩個大型職工食堂、四個住宅小區，還有俱樂部、圖書館、游泳池、大會堂、女工衛生室等。對于這些福利單位，胡書記每季度都會親自前往檢查督導，傾聽職工心聲，解決實際問題。她常說：“我們不僅是一家工廠，更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要讓每一位職工都感受到家的關懷，就要把這些福利工作辦實辦好。只有解決了職工的后顧之憂，大家才能全身心投入到生產工作中。”

胡書記復職后不久，我開始兼任黨總支秘書，經常協助許春華秘書抄寫、校對文稿，參與會議記錄。后來，許秘書調任外廠廠長，我便接任了專職秘書一職。起初，我為胡書記撰寫的講話稿，總是被她批評“空話套話多，脫離生產實際”。她多次叮囑我：“你每天要抽出兩個小時下車間，還要參加廠部每周一次的生產調度會。只有摸清了生產一線的實情，才能寫出接地氣、有分量的好材料。”

從那以后，我白天泡在車間，晚上跟著加班，甚至利用值班時間鉆研生產工藝。我的努力很快得到了胡書記的認可與贊賞。憑借著扎實的工作表現，1973年5月1日，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4年，我結婚時，廠里沒有空余的住房可以分配。胡書記得知后，特意安排基建股將辦公室后墻根處，建廠時遺留的舊工棚隔出兩間小屋，總面積約三十多平方米，當作我的婚房。這份雪中送炭的情誼，我至今記憶猶新，終生難忘。

在胡書記復職后的四年多時間里，睢寧棉紡織廠迎來了建廠史上的黃金發展期。工廠產量連年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計劃指標，21支棉紗和6058坯布雙雙榮獲“江蘇省優質產品”稱號。工廠不僅年年被評為縣級先進單位，還多次獲評徐州地區先進集體。與此同時，工廠培養出張朝太、許素花兩名省級勞動模范，其中張朝太同志還在1975年1月光榮出席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圖為1974年先進工作者合影

注：胡遠麗同志于1977年5月調任徐州市郵電局市話科黨支部書記，1984年5月光榮離休，2006年3月28日在徐州因病逝世，享年79歲。

寫于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