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缺乏戰略思想是日本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是一次震驚日本、同時也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政變。1936年2月26日凌晨，駐守東京的第一師團1500余名士兵，在幾名年輕中下級軍官的帶領下襲占東京，刺殺了包括兩位前首相在內的多名高官。一年后，日本法西斯便發動了“七七事變”，開始全面入侵中國。

然而，此時卻有一位日本軍官強烈反對全面侵華，這個人正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與日本絕大多數精于戰術而疏于戰略的軍人不同，石原莞爾是極少數具備全局戰略眼光的軍事將領。在他的構想中，日本可代表整個東方與西方對抗，而西方的核心代表便是美國。他主張步步蠶食中國，先用十年甚至更久時間經營已占領的東北，在鞏固東北的基礎上，再逐步蠶食蒙古地區；待中國東北與蒙古地區被日本徹底控制后，以此為基地與蘇聯決戰。石原莞爾認為，對蘇聯的戰爭準備至少需要20年，到1957年才能有獲勝把握；擊敗蘇聯后，再謀求與美國決戰，奪取西太平洋地區的絕對霸權。

石原莞爾堅持認為，蘇聯和美國才是日本的最終敵人，但日本本土與朝鮮半島資源貧瘠，不足以支撐日本稱霸世界的野心。因此，奪取富饒的中國東北，是日本崛起的必由之路。于是在1931年9月18日，以石原莞爾和河本大作為首的一批中下級軍官，不顧日本政府反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這伙人的最高軍銜僅為大佐，而河本大作正是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頭號罪犯。當時，張作霖的東北軍在與北伐軍的較量中失利，關東軍本想趁機侵占東北，卻因首相田中義一的阻止而擱置，田中義一認為入侵中國的時機尚不成熟。

日本這些急于建功的狂熱年輕軍官，被后人稱為“昭和新軍閥”。他們頭腦中充斥著迫切建功立業的沖動，正是這類熱衷軍事冒險的人后來逐步控制了日本的軍事與政治權力。“九一八事變”之際，關東軍僅有1萬余人，而駐守東北的東北軍則達30多萬，還裝備著飛機、坦克等重武器。事實上，日本并非不想入侵中國東北，而是擔心一旦行動失敗無法收場，同時顧慮英美等列強的干涉，在任何國家軍隊擅自行動都等同于兵變。但關東軍“先斬后奏”、擅自發動軍事行動，早已成為日軍“以下克上”的傳統，甚至反對“滿洲獨立”的首相犬養毅，都被主戰派刺殺。而日本政府非但沒有追究關東軍的責任，反而支持其擴大戰果，因為日本人發現此前的擔心都是多余的，除馬占山等少數將領組織抵抗外，幾十萬東北軍在“不抵抗政策”下不戰而退，全部撤回關內，還丟棄了大量飛機、坦克等武器裝備，這些武器足以裝備20個整編師。喜出望外的日軍迅速侵占整個東北。為更好地統治該地區，日本于1932年3月將末代皇帝溥儀接到東北，成立偽滿洲國，并將侵略勢力推進至長城一線，對華北地區虎視眈眈。

不過此時，日本卻停下了侵略腳步，未繼續對華北發動進攻，這一停便是整整6年。究其原因，首先是戰爭消耗巨大，打仗本就是十分燒錢的事情，而當時日本正深陷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泥潭；其次，“九一八事變”完全是關東軍“先斬后奏”的計劃外突發事件，日本國內根本未做好開戰準備，兵力與軍需物資供應均未到位。盡管日本幾乎“白撿”了遼寧、吉林兩省，但進攻黑龍江與熱河時仍費了一番力氣。因此，日本在占領東北后，暫時停止了大規模武力進攻。

事實上，日軍能占領東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運氣，日本恰好遇上了中國與世界局勢的特殊階段。當時中國雖名義上統一，但各路軍閥剛結束1930年的中原大戰，地方實力派軍閥實則并不完全遵從南京國民政府的政令；蔣介石的核心勢力范圍在江浙一帶，而這一地區恰恰是國防上最難防守的區域，一旦與日本爆發全面戰爭，將直接危及他的統治。此外，日本為轉移國際視線、掩蓋侵略東北的事實，曾于1932年1月28日進攻上海，第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的指揮下奮起抵抗，雖成功擊退日軍，卻迫使國民政府短暫遷都洛陽。彼時的國民政府無力全力反抗侵略，加之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主要列強均深陷危機難以自顧：蘇聯雖未直接干涉，卻也未公開反對偽滿洲國；英美等國除口頭譴責外，更無實際行動，日本由此順利占領東北地區。

占領東北后，日本妄圖將其打造成侵略中國的后方基地，大肆掠奪煤炭、鋼鐵、糧食等戰略資源。1931至1937年間，日本從東北掠走煤炭1.2億噸、生鐵500萬噸，并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鋼所，該工廠的鋼鐵產量一度占日本全國總產量的40%。就在日本按照石原莞爾的計劃逐步消化東北之際，日本國內與國際局勢也在悄然變化。

明治維新后，日本逐漸形成狗皇、文官內閣與軍部三足鼎立的政權模式，三方既相互合作，又彼此制衡。而日本軍界內部，海軍與陸軍的矛盾由來已久；即便陸軍內部，也分裂為皇道派與統制派，甚至有說法稱陸軍對抗海軍僅用三成精力，內部派系爭斗卻耗去七成力氣。皇道派以中下層軍官為核心，成員出身相對普通。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加劇日本社會動蕩，農村貧困與城市失業問題愈發嚴重，底層士兵與民眾對財閥及官僚的腐敗行徑極度不滿。皇道派借此宣揚“恢復天皇權威”，試圖通過暴力政變推翻文官政府，建立以天皇為核心的軍事獨裁體制；統制派則以中上層軍官為核心，主張通過合法改革逐步掌控國家權力，最終架空天皇與文官集團。

由于統制派軍官級別較高、身居要職，他們逐步開始清洗皇道派勢力。1935年，統制派將駐扎東京的第一師團調往中國東北，第一師團是皇道派的核心據點，自成立以來一直負責守衛東京，統制派此舉意在削弱皇道派影響力，卻也徹底激怒了皇道派少壯軍官，成為“二二六兵變”的直接導火索。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年輕軍官發動政變，然而裕仁狗皇將其定性為“叛亂”，下令鎮壓。統制派借機徹底清除皇道派勢力，全面掌控軍部，使日本徹底走上軍國主義擴張之路。

一家獨大的統制派內部，年輕軍官急于建功立業，渴望通過沖鋒陷陣擴大戰果，像石原莞爾那樣獲得晉升，要知道石原莞爾在“九一八事變”時還只是中佐軍銜。1936年“二二六兵變”期間，石原莞爾堅守崗位，他雖不屬于統制派，但深知兵變會打亂其蠶食中國的計劃，于是果斷參與鎮壓，最終在1937年3月晉升少將，出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當時，作戰部集中了參謀本部90%的實權，石原莞爾因此成為實際上的參謀次長，時任參謀總長是日本皇族閑院宮載仁親王，僅為掛名，實際權力由參謀次長行使。至此，石原莞爾“逐步經營滿洲、蠶食中國”的戰略正逐步推進。

然而，年輕軍官們看到的卻是石原莞爾的“功成名就”，認為他僅憑“滿洲事變”便一舉成名，那自己若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豈不更能青云直上。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東條英機，他與石原莞爾矛盾極深，二人時常在公開場合爭執。

與此同時，中國局勢也在發生關鍵變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逐步走向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雛形開始形成。國民政府一改此前的對日妥協政策，一面在外交上對日本采取強硬態度，一面加緊擴充軍備，組建并裝備了大量德系裝備的主力師。早在1935年，國民政府便開始遷移沿海重點企業，在湖南、四川等地籌建重工業基地，漢陽兵工廠的部分設備也遷往重慶，為日后的抗戰做準備。

面對中國局勢的變化，日本國內在對華政策上分裂為兩派，一派以石原莞爾為代表，繼續堅持“不擴大”方針。他認為日本應調整對中國的高壓政策，停止入侵華北，華北地區已于1935年被日本操控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只要穩住東北與華北的“基本盤”，逐步經營，終將實現占領中國的戰略目標。石原莞爾還預判：一旦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必將陷入持久戰，后來的歷史事實完全印證了他的判斷。

但急于建功的年輕軍官們卻不愿等待，在他們看來，只有迅速擴大戰爭規模，才能快速獲取軍功。在他們眼中，石原莞爾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自己已然功成名就，卻要求后輩“冷靜”，這根本無法接受。此外，陸軍高層中也有不少人支持擴大侵華，陸軍大臣杉山元便是其中的強硬支持者。1937年東條英機出任關東軍參謀長后，開始全面壓制石原莞爾及其支持者。

此時的日本已基本完成戰爭準備，日本陸軍僅用一年時間，便從36萬人激增至百萬以上；政府還強制國內企業為軍事服務，三井、三菱等財閥紛紛轉向軍工生產，到1937年，日本軍需產業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的60%。國際局勢也為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機：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1936年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加速擴軍備戰并進軍萊茵非軍事區，而英法等國均未采取強力干預措施，他們的綏靖政策讓日本判斷：西方列強不會因中國問題與其正面對抗，于是決心大膽擴大侵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由此進入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時期。但從盧溝橋事變開始，日本就已經注定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