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政府要取消中國留學生特權，已實行42年的“所得稅豁免”政策

2025 年 12 月，一則來自日本的消息引發在日華人圈熱議：高市早苗政權正推動取消實行了 42 年的中國留學生所得稅豁免政策，超過 12 萬名在日中國留學生將失去打工收入免稅的特殊待遇，未來兼職收入需與其他國家留學生一樣繳納預扣所得稅。這項延續近半個世紀的 "隱形福利"，為何突然走到了終點？

要讀懂這一政策調整的來龍去脈，必須回溯到 1983 年的中日關系黃金時期。當年 9 月 6 日，中日兩國簽署《中日稅收協定》，其中明確規定留學生 "為維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訓的目的收到的款項或所得" 可免予征稅。

這一安排暗含特殊背景：1972 年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償要求后，日本以經濟援助、技術合作及特殊政策表達謝意，教育領域的稅收優惠正是其中重要一環，彼時民間對中國留學生也格外友善。

但這份看似互惠的雙邊協定，很快顯現出實際執行中的失衡。當年日本經濟處于泡沫期，國民富裕，幾乎沒有日本留學生會赴華打工；而中國留學生赴日人數持續增長，這種單向受益的格局逐漸固化。

到 2024 年，失衡已達驚人程度：在日中國留學生超 12 萬人，占日本國際學生總數的 36.7%，而在華日本留學生不足一萬，兩者相差 17 倍，協定徹底淪為單邊優惠政策今日頭條。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項待遇的 "特殊性"。日本財務省明確指出，中國留學生兼職收入 "沒有任何免稅上限"，無論年收入多少都無需繳納所得稅，這在國際上極為罕見。

反觀其他國家留學生，韓國學生每年免稅上限為 2 萬美元，菲律賓學生為 1500 美元，印度尼西亞學生為 60 萬日元，美國、印度、越南等國留學生更是全程按規定繳稅。

一位在東京便利店打工的越南留學生曾在社交媒體困惑發聲："干同樣的活，中國同學能拿全薪，我卻要被預扣 10% 的稅"。

一項執行近半個世紀的政策突然生變，絕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日本財務省給出的官方理由聽起來冠冕堂皇："對留學生打工所得征稅已成為國際標準"，聲稱要通過 "技術性修訂" 讓稅制與當前教育交流規模、勞動力流動情況匹配。同時，高市政府還將其納入 "打擊非法就業行動"，暗示現行政策存在被濫用的風險。

人數失衡帶來的輿論壓力同樣不可忽視。2022 年，自民黨參議院議員小野田紀美在國會曝光這一福利后，立刻引發日本民眾不滿。

畢竟當初協定的初衷是促進雙向教育交流，如今單向優待的局面早已背離本意，"為何厚待外國留學生，卻苛待本國孩子" 的質疑在社交媒體持續發酵。

但比表面理由更深層的，是中日關系變化與日本國內政治的算計。政策調整的時機耐人尋味：此前高市早苗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引發中方采取禁止進口日本水產品、呼吁國民謹慎赴日旅行等反制措施，而高市政府推進針對外國人的政策調整，被日媒解讀為 "對抗性回應"。

日本政治評論家有馬晴海直言，此舉本質是為了爭奪選票 —— 小野田紀美那句 "日本真正的寶貝是日本人的孩子，不是留學生" 的口號，曾在社交媒體收獲大量支持。

對于高市早苗而言，這樣的操作符合其一貫的政治風格。這位從松下政經塾走出的右翼政客，三十多年前就公開反對日本反思二戰罪行，如今為鞏固執政地位，更頻頻通過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獲取支持。

在自民黨與右翼政黨聯合執政、需要迎合保守勢力的背景下，拿中國留學生政策開刀，成為其低成本的政治表演。

那么這項政策調整對中國留學生的實際影響有多大？細算下來其實有限。按照日本稅制，留學生年收入低于 120 萬日元通常無需繳稅。

即便按每周工作 28 小時（合法上限）、時薪 1000 日元計算，年收入約 170 萬日元，扣除基本免稅額度與社保費用后，需繳稅部分約 50 萬日元，總計納稅約 10 萬日元（約 4900 元人民幣）。

更關鍵的是，中國留學生對打工收入的依賴度已大幅下降。2025 年數據顯示，雖占在日留學生總數的 36.7%，但從事兼職的中國學生比例已降至 10% 以下，遠低于越南、尼泊爾等國留學生。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多數赴日留學家庭能提供充足生活費，且不少中國學生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更專注于學業或能獲得獎學金，打工需求本就不高。

目前政策調整仍處于討論階段，具體實施時間表尚未公布。從稅收公平角度看，取消無上限免稅待遇似乎有其合理性，畢竟讓不同國家留學生享受同等待遇，符合國際慣例。

但剝開表象可見，這更像是高市政權為迎合國內民粹、回應政治對抗的象征性動作，實際對多數中國留學生生活影響甚微。

從 1983 年的中日關系黃金期到如今的政策調整，這 42 年的免稅特權見證了兩國關系的變遷。對于在日中國留學生而言，不必過度焦慮；對于旁觀者來說，更該看清這一事件背后的政治邏輯。

畢竟一項象征性的政策調整，改變不了中日教育交流的根本需求，更影響不了中國留學生追求學業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