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的重慶,下著濕冷冬雨。“人已在門口,準備接回。”嘉陵江畔,周恩來壓低聲音向董必武提醒。幾小時后,廖承志踏出白公館大門,衣衫單薄卻眼神堅定。能走到這一步,背后是一場持續四年的較量,而導火索出現在四年前的粵贛山區。
時間倒回1942年初夏。贛南梅雨季,南委電臺每天都在加密呼叫,叛徒二字卻悄然逼近。5月27日,原南委組織部長郭潛在曲江縣被捕,本可咬緊牙關等待營救,他卻很快接受了莊祖方的勸降,開出“回家、拿錢、不露面”三條交換條件。條件被滿足之后,他把密碼本、交通網和干部名單一并交出,南委多地瞬間癱瘓。
郭潛并非無名之輩。1926年進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演講比賽常拿第一,可老同學記得,他怕死。長征途中,婁山關遭轟炸,他丟下宣傳品率先鉆進巖縫。性格上的裂縫,在曲江終于徹底崩裂。叛變當晚,他翻著北上電報,冷冷地說:“我這里還有更大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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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功勞”指向廖承志。彼時廖承志正陪待產的妻子住在樂昌小巷,身份隱蔽。郭潛手寫一張條子,捎去一萬元法幣,理由是“赴桂林聯絡文藝界”。莊祖方化名送信。廖承志看出蹊蹺,連夜收拾,卻仍遲了一步。凌晨包圍,槍聲穿破巷子,他搏斗負傷被擒。
廖承志被轉押江西泰和馬家洲集中營,隨后送至重慶歌樂山渣滓洞。特務輪番審訊,他以石灰作筆,在墻壁寫下“洗頸待刀環”八字自勵,還用簡短詩句鼓舞獄友。“好一句‘天公大獎’!”同囚者傳誦,守衛卻束手無策。
郭潛供出的另一串名字,包含南委宣傳部長涂振農。涂在刑訊中背叛,順藤摸瓜,毛主席妻妹賀怡被捕。面對酷刑,賀怡咬緊牙關,甚至吞下金戒指毀證。“太陽總會出來。”臨押走前,她低聲對助手交代。周恩來獲悉后,以交換俘虜為籌碼,硬是把賀怡從獄里換了出來。
南方局總結失利,稱此次損失“僅次于皖南事變”。對郭潛的通緝令很快下達,但他已隨熊式輝系統逃往后方,被委以“情報顧問”。蔣介石對這種人從不真正信任,表面升遷,暗中提防。毛人鳳死后,郭潛自以為能當調查局局長,卻被沈之岳越過。那一刻,他才體會到叛徒的尷尬:誰都會用,卻沒人會信。
再看重慶。周恩來多次向蔣介石提出釋放政治犯,未果;董必武、何香凝、宋慶齡聯名施壓,也被拖延。機會出現在“雙十協定”。毛澤東赴渝談判,條文明確要求雙方互釋在押人士。蔣介石遲疑數周,終被國內外輿論推著點頭。1946年1月,廖承志、葉挺等先后獲釋,我方則交還馬法五等俘虜。
出獄第三天,廖承志見到周恩來,第一句話是:“組織無恙否?”簡短五字,包含四年煎熬。接著,他整理渣滓洞記要,交回延安。翌年,他在東北組建新文化工作隊,談笑風生,卻從未提及當年痛苦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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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潛的下場并不體面。去臺灣后,他任調查局副局長,實權被架空,只能給沈之岳打下手。1984年冬夜,臺北風雨交加,他因心梗倒在宿舍,桌上攤著一份解放軍報的剪輯本。據說最后一句話是“還是他們贏了”。文件袋里夾著一張泛黃合影,拍攝于延安,旁邊正是當年的“學生”沈之岳。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廖承志的履歷。新中國成立后,他主持僑務、港澳事務,推行“星火計劃”,還代表中國參加亞非會議。很多年后,白公館舊址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墻上仍保留著那行粉筆字。導游常對游客說明:“這是廖承志在獄中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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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的背影逐漸模糊,堅守者的名字越寫越亮。歷史并未隱去個人選擇的重量,它只是用冷靜的筆觸告訴后來者:軟弱一瞬,遺臭數十年;忍住一夜,青史自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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