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

在他留給我的一堆遺物中，竟沒有一件新衣服!其中一件是補丁摞補丁，已經看不清原來布料顏色的毛巾睡衣，年歲恐怕與我1952年出生的小妹妹一樣大；其中有一套伯伯經常穿的西裝，后來我才知道，這套西裝與我幾乎同歲，是抗戰以后，伯伯去敵占區工作時做的。

建國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卻不讓做新衣服，讓工作人員拿著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裝的前片，用舊料打翻做了后片，于是，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裝。

師傅的手藝很好，但是，新舊布料難免有色差，如果仔細看，伯伯這套西服，前片的顏色略深，后片的顏色略淺!伯伯剛去世的那年，我心里壓抑時，常捧出伯伯補丁累累的睡衣和那套拼成的西裝撫摸著，仿佛就與無處可尋卻又無處不在的伯伯對上了話。

伯伯身為一國總理，尚且如此節省克己地生活，我們有什么困難克服不了呢?

這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伯伯、七媽經常對我們說的一些話：我們參加革命，是隨時準備犧牲的，必要時，是不能考慮個人安危的。

我們這幾十年的革命，犧牲了多少優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他們英雄的壯舉，用他們寶貴的鮮血和生命，才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幸福和安寧。

他們的光輝形象在人民革命的歷史中熠熠生輝，永不磨滅!伯伯和七媽經常講：我們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隊伍中的幸存者，我們要時刻想到他們。這樣我們還有什么權利考慮個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權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為人民服務呢?

為紀念伯伯的百年誕辰，由我們親屬和伯伯身邊的工作人員發起拍攝了一部大型藝術專題片《百年恩來》。

為了加強編導力量，劇組從八一電影制片廠請來一位十分擅長拍攝專題片、在國際上也拿過大獎的著名導演李嫻娟，聽說她原本手頭片約有好幾個，只要愿意出馬，片酬十分優厚。

可她一聽說拍《百年恩來》,連片酬多少都沒問，立即投人劇本的研究和分鏡頭本的編寫。我與她不認識，卻也奇怪，不知為什么,總有點一見如故的感覺。

那天午飯后，劇組的幾位編劇、顧問一塊聊天，有人問及李導，為何高報酬不去到這來?

李嫻娟眼里閃爍著淚光，很真誠動情地說：

“說實話，我是為自己來的，是為我自己還一個多年的心愿。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曾在紫光閣與總理跳過一次舞，平時我跳得挺好，可等我排隊輪上與總理跳舞時，心里像揣了一寞小兔，老踩總理的腳，只跳了一會兒，我臉漲得通紅，再沒勇氣跳下去了，跟總理說了聲對不起，趕快逃下舞場。 我躲進一個燈影里，真想大哭一場。我垂頭喪氣，沮喪極了，不斷在心里責罵自己沒出息，太無能，多不容易有一次與總理跳舞的機會，卻這樣大煞風景!不知過了多久，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小同志，我請你跳舞。’我抬頭一看，是周總理站在面前!可能是因為放松了，這次我與總理跳得十分流暢，再沒踩總理的腳，總理還夸我：‘小同志，我知道你是會跳好的!'……”

“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尊重人格：一個大國的總理，卻想到愛護一個普通人的自尊和自信，不讓一個年輕人帶著自責和遺憾離開，這是一種多么真誠寬厚的胸懷。

“秉德，你給你爸爸媽媽帶個信，下星期天，讓他們一起來吃飯，我再和他們談談我的心里話。其實，我讓你爸爸退休還有一層想法，”伯伯的面部表情變得激動起來，“我們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現在只剩下我們兩個，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歲，你二伯8歲，你爸爸只有3歲，你奶奶臨去世前，握著我的手，喘著粗氣，斷斷續續地叮囑我：你的兩個弟弟還小，答應媽媽，一定好好照顧他們……我當時淚流滿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拼命點頭。我答應你奶奶的話，我從來也沒有忘記。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長大了，還想到了中國的一句古話‘長兄為父’。當時父親在外謀生，頤不上我們，我就承擔起了對兩個弟弟的撫養責任。我們相依為命兩年，直到我去東北。如今，我自己選定了這條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卻，只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體不好，早點退休，也能平安地度過下半生，也算我對你奶奶的承諾有個交代。”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當時張老先生回憶說：“1919年初，恩來在日本要回國前，我們幾個同學為他餞行，事前準備好了筆墨紙張，席后互相提筆留言，這時恩來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輪前往日本時做的一首七言詩，題寫下來贈送給我。"

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的高興能與這么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么親密、這么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工作。……

最后他(眼中含著淚)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道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更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與會的人為他真摯的父子之情面鼓掌，也為他們父子團聚而鼓掌。

董必武含淚仰天長嘆，與大家商量說：恩來對父親一向很孝敬，他乂極重感情，如讓他現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對養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暫時不告訴他父親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說。老人家的靈柩暫停在紅巖溝內，待恩來回來再出殯。

要瞞住細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爺爺去世的消息只瞞了三天，當伯伯在醫院知道自己的父親已經去世三日，頓時驚得臉色蒼白，術后虛弱的病體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淚如雨下，慟哭不已，決定立即出院。

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攙扶下回到辦事處的，他淚流滿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絕的心情，大聲責問辦事處處長錢之光，為什么不通知他!錢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轉而向七媽大發雷霆：

“老爺子過世這么大的事你為什么要瞞著我?你跟我這么多年還不知道我?”責問得七媽直掉眼淚，無言以對。

這一夜，誰勸也不行，伯伯執意單獨坐在靈堂，為父親守靈，直到東方欲曉，雞叫天明……

據說，伯伯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唯一一位為自己父親去世而登報發布“訃告”的人。

到了1974年4月底，我大弟秉釣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廳看望兩位老人家，兼鈞見到伯伯穿著那件補丁摞補丁的睡袍，不像平時衣著整齊、忙于公務，而是有空與他坐下來談天。

這時的秉鈞哪里知道伯伯已經得了不治之癥，被醫生們要求得有些許的休息，不!只是些許的不那么特別忙而已。

使秉鈞感到意外的是，在這次談話中，伯伯竟主動談了自己對父親的思念之情，他說：“我對你爺爺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為人老實，一生的月工資沒有超過30塊錢。但是他一輩子沒做過一件壞事，而旦他還掩護過我?！?/p>

我們這個落后的中國社會，反映到黨內，反映到革命團體里，正確的意見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認識。這樣就要等特，說服，就要經過痛苦的過程。

反復琢磨后，我才能真正明白伯伯許多違心之舉，正是基于他對中國國情的透徹了解：對中國這樣一個封建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要改變面貌，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有一個十分曲折的過程，我們熱愛我們的祖國，就要連他的缺點也得承認，接受痛苦的轉變過程。

“1—5月，根據有關記錄統計，周恩來在五個月共計一百三十九天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時有九天，十四到十八小時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時有三十八天，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時以內。此外，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周恩來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二十一次，外事活動五十四次，其他會議和談話五十七次?！?/p>

他當時對醫生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

連平時最關心我伯伯身體情況的葉劍英元帥，也只是再三叮囑隨同我伯伯前往的醫護人員：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一定要保證周總理安全回來。

確實，他在“完成歷史任務”和“延長自己生命”這兩個無法兩全的問題上，選擇了前者。

如果他有一點點自私，他只要完全放開工作，以他的醫療條件，延長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辦不到的事!

1975年12月底，伯伯生命最后的活動，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有著詳盡的記錄，也成了我永遠的紀念：

得知給自己理發多年的北京飯店職工朱殿華幾次捎信請求來給理發后，囑托身邊工作人員：朱師傅給我理發二十兒年了，看我現在病成這個樣子，他會難受的。還是不要讓他來了，謝謝他了!

在病重期間，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對癌癥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刻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術十三次，約四十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只要身體尚能支持，仍繼續堅持工作。

除了批閱、處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一百六十一次，與中央部門及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五十五次，接見外賓六十三批，在接見外賓前后與陪見人談話于七次，在醫院召開會議二于次，出醫院開會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七次。

來源：摘自圖書《我的伯父周恩來》，作者周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