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初入功德林抵觸心理強烈，杜聿明勸導：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

1959年12月初，北京出現了入冬以來最干燥的一天。夕陽透過高高的圍墻，給功德林禮堂的紅旗鍍了一層金光。沈醉坐在戰犯席第四排，手心冒汗，耳朵里全是主席臺上傳來的宣讀聲。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會不會被叫到，更想不到幾分鐘后那句“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會徹底動搖內心最后的防線。

禮堂里的氣氛莊重得幾乎讓人忘記寒冷。杜聿明被首先宣讀特赦，站起時需要別人攙扶。燈光照在他的石膏托上，顯得格外刺眼。沈醉腦子里忽然閃回十年前的昆明——那時他奉毛人鳳之命要“守住云南”，同一個杜聿明，卻還在徐蚌會戰的突圍路上。

時間撥回1949年春。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蔣介石一句“要沈醉為黨國守最后一塊屏障”把沈醉推向前臺。面對毛人鳳的催殺電報，他故意拖延，甚至暗自幫助楊杰出逃。昆明街頭的謠言滿天飛，他卻在特務牌桌上若無其事地押著“最后一注”。那天夜里，他真的提著毒藥去了毛人鳳房間。半截安慰話勸退了殺機，但賭局已經輸光。

同年十二月，盧漢宣布起義。沈醉以為簽了名字就算“自首”，不料被當作重點戰犯一起交給解放軍。移交那天，他站在陸軍監獄院里，看見舊哨兵被新武警替換，槍口方向也換了。他寫下一首酸楚的五言詩，自認結局已定。

1950年底，他被押往重慶。為了保密，他的頭上蒙著帆布袋，只留兩個洞。機翼劃破云層時，沈醉想到兩年前自己親手送妻兒去香港的場景——那是他最后一次用“家長”姿態做決定。如今，命運不在手里了。

重慶市監獄的第一堂“政治課”讓他滿腹狐疑：干部講政策，用的是平和語氣；課堂外依舊鐵門重鎖。短短幾周，他便見到陳賡大將帶著笑意進門，請宋希濂、劉進等舊日同窗共餐。席間，陳賡一句“有困難就找公安部”讓一桌人愣了半晌。沈醉開始偷偷觀察——看守按章辦事，從不動手腳；醫務室里的消毒水味，總比軍統舊牢房的霉味干凈。

1956年，戰犯被集中到重慶石板坡管理所。定期學習、參觀工廠、旁聽產業計劃報告，這些他從未接觸過的內容像細雨一樣滲進思想。但每到夜深，他還是會問自己：“新中國那么好，與我何干？”

1957年深秋，沈醉被告知要北上。他以為這次終于要“宣判”，整整三夜沒合眼。火車抵京時天色已黑，高墻電燈映出白茫茫的霧氣。管理員介紹說這里曾是“京師第二模范監獄”，現名功德林。沈醉心里咯噔：模范二字，真假難分。

分房第二天，他在走廊盡頭聽到熟悉口音，推門見王陵基，旁邊石膏模里躺著杜聿明。兩人四目相對半晌，沈醉握住杜聿明的手，竟一句話也說不出。夜里，他數著磚縫到天亮：司令官都被定石膏，是不是虐待？

第三天清晨點名后，眾人難得空閑。沈醉指著那副石膏托低聲問：“這是怎么回事？”杜聿明笑了笑，用不太利落的聲音回答：“給我治頸椎結核的。”他解釋醫院如何請專家、如何從香港購藥。說到動情處，抬頭補了一句，“共產黨救了我一命，真是再生父母。”短短十幾個字，把沈醉先前的猜疑擊得粉碎。

那以后，他開始認真寫自述、參加討論、閱讀人民日報，甚至主動請求去工廠參觀。抵觸情緒雖未盡消，卻像潮水退去，慢慢顯露出干涸的河床。

1959年國慶之后，中央宣布將對“確已改惡從善的人員”實行特赦。功德林里氣氛微妙，每個人都在暗算自己的可能系數。特赦大會上，沈醉的名字沒被念出，失落藏不住。散步時他埋頭不語，杜聿明拍了拍他肩膀：“老沈，你還差幾個月就滿十年，急什么？”短短一句又拉他回到現實。

1960年底，第二批名單公布。沈醉被叫到辦公室，簽字、交物品、做身體檢查，一切秩序井然。他被安排去北京、天津考察，隨后下鄉勞動。在陜西黑黢黢的麥田里，他第一次掄起鐵鍬干了整整一上午。午飯時，支書問：“沈先生，累不累？”沈醉抹著汗搖頭，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改造的意義并非“放人”，而是“讓人能重新工作”。

1962年春，他走進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小樓，正式有了“專員”頭銜。數以萬計的電文、密碼稿、行動計劃，被他逐頁整理、批注、交檔。軍統殘余秘密，他不再遮掩；對過去的同僚，他用事實將功過一一寫清。后來公開的《軍統史料選編》里，有五分之一文件經他親筆核實。

1982年，中央認定沈醉1949年在昆明確屬起義，將其身份改為“起義將領”，待遇副部級。消息傳到香港，已白發蒼蒼的妻子回了一封短信： “三十三年，終見你真名。”

晚年的沈醉很少談自己“功高震主”“毒殺未遂”的舊事，卻常引用《易經》一句話：“窮則變，變則通。”朋友問他為何鐘情此句，他答得簡單：“換種活法，總得有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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