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臨終前，包好兩本書找來馮雪峰：請幫我送給毛主席和周恩來

一九四二年初冬，延安王家坪的油燈下一本藍絨封面的《海上述林》靜靜攤在毛主席桌上。翻頁時，夾在扉頁的便條上寫著“請轉交陜北”五個字，落款：魯迅。一旁的周恩來把另一冊棕皮脊版本放進書柜，輕聲道：“雪峰總算沒有誤事。”故事由此倒回六年前的上海。

一九三六年五月，滬上空氣悶熱。魯迅躺在大陸新村狹窄的臥室里，聽見窗外汽車喇叭聲仍能判斷是哪家報館。須藤醫生剛量完體溫，他卻伸手去翻譯稿。“別拿我的肺嚇我，”他抬頭對許廣平說，“活著就得寫。”十分鐘后，他已經伏案改《死魂靈》。

幾天后，共產黨聯絡員胡愈之帶著新路線圖敲門：走香港轉莫斯科，時間能省掉一半。“路徑再短也離不開上海煙火，”魯迅搖頭，“我躺在他鄉，稿子誰來撐筆？”胡愈之無奈離開時，院子里梧桐飄下一片黃葉，魯迅看著那葉子嘟囔：“老了就該落地，可落在自己門口更痛快。”

同年七月，另一種可能被再次討論——去日本。黃源、胡風輪番勸說。魯迅掰指頭算給他們聽：前腳登岸，后腳就是記者，靜養成了演出。“先生若去，我做翻譯，替您擋人。”胡風急了。魯迅擺手：“你也悲觀了？翻譯擋不住病，堵不住嘴。”

八月中旬，《海上述林》排字間燈火通明。馮雪峰從陜北趕到上海，見魯迅靠在竹椅上喘得厲害，忍不住勸：“別熬夜了，再拖怕是印不完你自己就……”魯迅抬眼截住話頭：“趕快印，少活幾年夠本。”聲音沙啞卻透著倔強。

十月二日清晨，樣書送到。魯迅把厚厚一疊名單放在一邊，挑出兩本最完整的，分別裹上牛皮紙和藍絨布，交給馮雪峰：“棕皮脊，送毛主席；藍封面，送恩來。途中若丟，回頭看我也白寫了。”馮雪峰鄭重點頭，那一瞬間房間里落針可聞。

十月十八日晚，病勢突變。石井政吉帶來的氧氣裝置嘶嘶作響，魯迅卻突然睜眼問：“報紙今天登廣告了嗎？”許廣平答有，他嘴角微動便再無言語。翌晨五點二十五分，秒針停歇，床頭鐘聲未響完，人已離去。

噩耗飛向陜北。毛主席聽完報告沉默良久，只說：“把書收好，讓同志們讀。”周恩來則寫信囑馮雪峰隱身籌辦葬禮。上海方面，宋慶齡找來沈鈞儒買下虹橋公墓一隅，治喪委員會名單排到深夜，蔡元培簽字時手一抖，還在邊上添了句“拒收奠儀”。

二十日上午，萬國殯儀館外擠滿黑衣人，花圈一路排到四川北路。隊伍中不乏暗哨，馮雪峰卻躲在樓頂瞭望。他只等到入夜，避開探燈，悄悄在棺前放下一支素菊——那是當年魯迅最常買給許廣平的花。

書的旅程比靈柩更險。上海到蘇北的交通員周文換了兩次帆船、三次破車，才摸到皖東北游擊區；再由騎兵護送闖過封鎖線，兩冊《海上述林》抵達延安已是嚴冬。翻開內頁，魯迅工整的毛筆字清晰可見：“愿以此書，為前線吶喊。”

抗戰時期，許廣平母子不斷收到從延安寄來的生活費，卻查不到寄件人。實情直到四十年代末才公開——那是周恩來親批的“特別經費”，由地下交通線分批遞送。靠這些錢，魯迅遺稿得以裝幀，左翼作家聯盟得以維系。

新中國成立后，魯迅故居、魯迅公園、魯迅紀念館陸續動工。浙江紹興的百草園、小港的三味書屋被原樣復建；上海虹口那座新墓基座上刻著毛主席手書“民族魂”三個行楷大字。對外開放第一天，參觀者排隊四小時，只為看一眼先生的手稿。

一九五六年十月，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舉行。會場里那兩冊《海上述林》被特意擺在入口處玻璃柜，棕皮脊略有翹角，藍絨面仍舊平整。如果細看還能發現紙張邊緣的水漬，據檔案記載，那是途經黃河時濺上的河水。

魯迅用盡最后力氣寫成的文字，如今已印行數十版。讀者翻閱的不僅是作品，更是那年秋夜他包書時發出的微弱喘息。馮雪峰晚年談及此事，只留下一句：“那兩本書，他交給的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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