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某個周五晚上,居酒屋里煙火氣十足。在角落的一張桌子旁,五個同事剛結束了一場熱鬧的聚餐。
一個小時前,大家還在推杯換盞,聊著工作八卦和周末計劃。有人一口氣喝了四杯生啤,有人點了清酒和燒酒,還有人從頭到尾只點了烏龍茶。
現在到了結賬時刻。店員送來賬單,總共18,500日元。按人頭算,每人3,7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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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只喝烏龍茶的女同事心里默算了一下:兩杯烏龍茶600日元,吃的菜大概1,500日元左右,加起來差不多2,000出頭。可現在要付3,700?相當于多掏了將近2,000日元,都夠再吃一頓了。
她什么也沒說,笑著掏出錢包。
這就是日本聚餐中最微妙的瞬間——AA制遇上了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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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聚餐AA制(割り勘)已經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習慣。這個傳統追溯到江戶時代,當時一位叫山東京傳的人氣作家,為了避免朋友間因為金錢問題弄僵關系,提出“按人頭平分賬單”。據說這種做法后來被叫作“京傳勘定”,一直沿用至今。
AA制邏輯很日本式:不給人添麻煩,保持關系對等,避免人情債的紛擾。請客意味著下次可能得還回去,被請客也會有心理負擔。相比之下,AA制顯得干凈利落。
這個看似公平的制度,在遇到酒精時卻開始變得微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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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職場聚餐文化中,“飲み會”(nomikai)不僅僅是吃飯喝酒,更是一種社交工具。由于日本職場等級分明,很多在辦公室難以說出口的話,在酒桌上可以借著酒勁講出來。酒精被看作“人際關系的潤滑劑”,而且大多數人都默認“聚餐=喜酒”。
問題來了:一瓶生啤600-800日元,幾杯下去就是幾千日元。而一杯烏龍茶或檸檬水才300日元。當一桌人的酒水消費差距巨大時,還能簡單粗暴地“按人頭平分”嗎?
這個看似簡單的數學問題,卻成了日本社會長期爭論的話題。
喝酒人和不喝酒人的分歧,比你想象大
最近,日本餐飲平臺Hot Pepper Gourmet外食研究所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調查,受訪對象是20-60歲的男女。結果顯示,喝酒的人和不喝酒的人,對于“理想的分賬方式”的看法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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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群體怎么想?近半數人認為“喝酒人應該多付一點(大致調整)”,其次是“飯菜平分,酒水由喝酒人分擔”。
看起來喝酒的人還挺有自覺性,知道自己喝多了應該多出點錢。
不喝酒群體的想法卻很耗人尋味: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應該完全平均分賬,不管喝不喝酒”。
這結果出人意料。明明自己吃虧了,為什么還主張完全平分?
這背后,其實藏著日本文化中非常典型的心理:“不想給人添麻煩”。如果提出要單獨算酒水錢,會讓氣氛變得尷尬,同事會覺得你計較,自己也會被貼上“不懂社交規矩”的標簽。所以很多不喝酒的人選擇忍氣吞聲,自己把這筆賬吁了。
調查還問了一個問題:“和不喝酒的人聚餐時,你會注意什么?”
排名第一是:“選個菜品豐富的店”(近半數人)。這是一種補償心理——既然你不喝酒,那就多點好菜吃,讓AA制顯得“值回票價”一點。
排名第二是:“在結賬時盡量照顧”(兩成多)。也就是說,很多喝酒的人其實也知道這個問題,會主動多出一點錢。
兩個數據加起來才七成左右。還有三成多的人并不會特別關注這個問題。
日本網友:從“別來”到“多吃回本”
這個調查公布后,日本網絡上炸開了鍋。各種立場的人都出來表達自己的看法,而這些聲音比冰冷的數據更能反映現實。
喝酒派的態度分為幾類:
自覺型:“我喝得比較多,所以每次都會多付一點。”
直接型:“不喝酒就別來了。互相都尷尬。”
規避型:“我現在就不邀請不喝酒的人了。”
這些評論聽起來有點冷酷,但也確實體現了喝酒群體的真實心態。有人愿意承擔,有人覺得為什么自己要因為別人不喝酒而受到“道德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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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酒派的聲音則帶著無奈和無聲的反抗:
攻略型:“我不喝酒,但會多點菜吃,把差額補回來。”
氣恿型:“我酒量差,所以就多吃點,但有些愛喝酒的人還會陰陽怪氣說我點甲點了很多,真的煩!”
無聲型:“如果說不去就會被覺得不合群,只能默默去了然后默默交錢。”
這些聲音里,能看到不喝酒群體的各種應對策略。有人選擇“用食物找補”,有人在沉默中積累不滿,還有人干脆選擇不參加——但后者在日本職場往往會被貼上“不懂人情世故”的標簽。
在節目中,藝人Shelly分享了她的做法:“我會記住自己喝了幾杯,什么酒,大概多少錢,然后多加一點錢。特別是2-3人的小聚會,一定要這么做。”
這是比較理想的做法,現實卻是,大部分人并沒有這個習慣。尤其是在人多的場合,大家往往會選擇最簡單的“按人頭平分”,因為讓每個人去計算自己喝了多少、吃了多少,實在太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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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個問題在日本特別突出?
其實,酒桌分賬的問題哪個國家都有,但在日本顯得尤其復雜和糾結,這背后是幾種文化因素的疊加。
首先是AA制的普遍性。
在中國、韓國這些東亞國家,“請客文化”更為普遍。誰提議就誰付錢,或者輪流請客,這是一種表達親密關系的方式。雖然近年來年輕人也開始接受AA制,但整體氛圍仍然是“誰主動請客誰有面子”。
而日本AA制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默契。這是一種“去人情化”的處理方式,目的就是避免人情債和關系失衡。正因為太普遍,一旦遇到特殊情況(比如喝酒vs不喝酒),就會出現系統性的矛盾。
其次是“不給人添麻煩”的文化。
這是日本社會從小就強調的核心價值觀。不給別人添麻煩,不破壞集體和諧,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所以即使自己吃虧了,也不愿意提出來——因為提出來就等于把這個問題扔給了整個小組,讓大家都為你一個人的事情而為難。這就是為什么調查里不喝酒的人反而說“希望完全平分”——這不是真心話,而是一種“社交防御機制”。
第三是職場文化與酒精的綁定。
日本的職場聚餐,不是單純的吃飯,而是一種社交儀式。在等級制森嚴的職場環境中,酒桌是少有的可以放松的場合。你可以在這里和上司“真心交流”,跨部門建立關系,甚至吐槽一些平時不能說的話。
而酒精是這種仿式的核心道具。日本有一個詞叫“飲みニケーション”(Nominication),就是“喝酒+溝通”的組合詞。這個詞語本身就說明了酒精在日本職場社交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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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喝酒的人往往處于尷尬的位置。他們既要參加這種社交活動(不然就是不合群),又無法享受到主要的“社交媒介”(酒精),還要為別人的酒水買單。這種結構性的不利地位,讓很多不喝酒的人積累了大量不滿。
最后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微妙平衡。
許多人覺得日本是集體主義社會,但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日本人強調“不破壞集體和諧”,而不是“為了集體犧牲自我”。
AA制初衷就是一種個人主義選擇——通過明確的經濟分割,保證每個人獨立性,避免陷入復雜的人情網絡。當這個制度遇到實際操作中的特殊情況時,卻又需要集體共同進行細致調整——這恰恰是最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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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看似瑣碎的“聚餐分賬問題”,其實映射著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本質矛盾:如何在公平與靈活之間找到平衡?
日本的做法提供了一個參照系。AA制看起來公平,硬性的“按人頭平分”在面對現實復雜性時會產生新的不公平。過度強調“不給人添麻煩”,又會讓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被壓制,最后積累成更大的情緒負擔。
比較中國情況,“請客文化”雖然看起來人情味十足,但也容易帶來“人情債”壓力和經濟負擔。年輕一代逐漸興起的AA制,則體現了一種更加平等、獨立的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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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最理想的狀態是:在靈活應對的前提下,保持開放的溝通。喝酒的人主動多出一點,不喝酒的人也不必過度委屈自己,大家都坦誠一點,氣氛反而會更好。
畢竟,聚餐的意義不是精確計算誰多付了幾百塊,而是大家都能舒服地座在一起,享受這段時光。下次你去日本旅游或工作,如果遇到了居酒屋的聚餐場景,記得觀察一下結賬時刻的微妙瞬間——這背后,藏著日本社會最真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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