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19日清晨,上海泰興路的一棟老房子里,有人發(fā)現(xiàn)一位中年婦女死在了床上。
桌上散落著安眠藥瓶,人已經(jīng)走了好幾個小時。
更讓人脊背發(fā)涼的是,她結(jié)束生命的方式,跟19年前在南京吞藥自殺的父親,簡直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這事兒吧,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兩代人,一個是國民黨的核心智囊,一個是早已入黨的中共地下精英,陣營雖然水火不容,最后卻都栽倒在了同一瓶安眠藥上。
這一切的源頭,其實(shí)得追溯到1946年那個詭異的南京深夜。
那時候內(nèi)戰(zhàn)的火藥味已經(jīng)嗆得人喘不過氣來了。
就在國共談判徹底崩盤的前夜,作為蔣介石心腹的陳布雷,突然干了一件特別反常的事。
那天晚上月亮很淡,陳布雷帶著副官開著車,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像沒頭蒼蠅一樣兜圈子。
副官坐在前面心驚肉跳,不知長官這是演哪一出。
直到確認(rèn)后面沒“尾巴”跟著,陳布雷才冷不丁下令:去梅園新村。
梅園新村那是啥地方?
那是中共代表團(tuán)的駐地,也就是周恩來的地盤。
到了樓下,陳布雷把副官摁在車?yán)铮约阂粋€人摸上了樓。
這一上去就是兩個半小時。
等他下來的時候,周恩來一直送到了院子門口,緊緊握著他的手,說了句特別重的話:“令媛的事,你放心。”
回程路上,陳布雷整個人像是卸下了千斤重?fù)?dān),但他只對副官吐了幾個字:“今晚這事,是私事,不是公事。”
但這正是陳布雷的高明之處,也是無奈之處——他在給自己那個不省心的女兒“托孤”。
說到這對父女的關(guān)系,真叫一個虐心。
陳璉的小名叫“憐兒”,這名字可不是白叫的。
1909年她出生那天,陳布雷的妻子因?yàn)殡y產(chǎn)引發(fā)產(chǎn)褥熱,沒幾天就撒手人寰。
那時候陳布雷年輕氣盛,痛失愛妻讓他徹底失去了理智,他覺得這就是個“討債鬼”。
在亡妻的“五七”祭日,陳布雷看著襁褓里的嬰兒,竟然動了殺心。
他先是發(fā)瘋一樣把孩子塞進(jìn)痰盂想悶死,被家人搶下來后,又沖到窗口把孩子扔了出去。
得虧樓下的藤架擋了一下,這孩子才撿回一條命。
外婆心疼壞了,把孩子抱走養(yǎng)大,取名“憐兒”,意思就是爹不疼娘不愛,太可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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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陳璉六歲那年,陳布雷才算從悲痛里走出來,把女兒接回身邊。
或許是想贖罪,他對這個“死而復(fù)生”的女兒簡直寵上了天。
他這種近乎溺愛的愧疚感,剛好給了中共地下黨一個絕佳的機(jī)會。
抗戰(zhàn)在重慶那會兒,陳璉早就秘密入黨了。
她利用“陳布雷女兒”這塊金字招牌,搞到了不少國民黨高層的核心情報。
這就是典型的“燈下黑”。
有個細(xì)節(jié)特別有意思。
1941年左右,陳璉不想在國民黨這個大染缸里待了,鬧著要去延安。
這要是換了別的熱血青年,組織上早就敲鑼打鼓歡迎了。
結(jié)果呢?
鄧穎超大姐親自出面,硬是把她給攔了下來。
周恩來夫婦的賬算得比誰都精:去延安,陳璉只是萬千革命者中的普通一員;留在陳布雷身邊,她就是插在蔣介石心臟旁的一把尖刀。
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跟她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陳璉這才明白自己的價值,咬牙留了下來。
這一留,就留到了抗戰(zhàn)勝利。
陳布雷到底知不知道女兒的身份?
這事兒其實(shí)挺微妙。
他是蔣介石的大腦,智商在那擺著呢,怎么可能一點(diǎn)感覺沒有?
但他選擇了裝糊涂。
1947年,陳璉夫婦在北平被捕,特務(wù)們以為抓到了大魚,興沖沖地把人押回南京,想看陳布雷的笑話。
這時候,陳布雷那種老牌政客的手腕就露出來了。
他根本不求情,而是直接給蔣介石寫信,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說自己教女無方,請“委座”嚴(yán)懲。
蔣介石那邊接到信也是哭笑不得。
軍統(tǒng)查了半天沒抓到實(shí)錘,再加上陳布雷這以退為進(jìn)的態(tài)度,蔣介石為了籠絡(luò)人心,大手一揮:算了,讓你領(lǐng)回去嚴(yán)加管教吧。
這種只有在電影里才敢編的劇情,硬是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真實(shí)上演了。
就這樣,陳璉夫婦在老父親這把保護(hù)傘下,有驚無險地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刻。
但個人的運(yùn)氣再好,也擋不住大時代的碾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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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淮海戰(zhàn)役打響,國民黨敗局已定。
陳布雷看著自己效忠了一輩子的“黨國”稀里嘩啦地塌了,心徹底涼了。
那一年的11月13日,他在南京吞下了大量安眠藥。
臨死前,他拉著女婿袁永熙的手,留下了那句著名的遺言:“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卷進(jìn)去。”
老爺子是用自己的命在給孩子們預(yù)警,只可惜,那時候年輕氣盛的陳璉夫婦,哪里聽得進(jìn)去?
新中國成立后,陳璉夫婦意氣風(fēng)發(fā),覺得終于迎來了好日子。
陳璉在團(tuán)中央干得風(fēng)生水起,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但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就在于,它總喜歡在你不注意的時候回馬一槍。
1958年,風(fēng)向變了。
丈夫袁永熙被打成右派,陳璉為了保住孩子,也是為了劃清界限,被迫選擇了離婚。
她帶著三個孩子獨(dú)自生活,日子過得那是相當(dāng)艱難。
到了60年代那個特殊時期,她那個“國民黨高官女兒”的身份,瞬間變成了原罪。
造反派們才不管你是不是地下黨,他們只知道你是陳布雷的女兒。
各種大字報、批斗會鋪天蓋地而來,甚至給她扣上了“叛徒”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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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璉是個性格剛烈的人,她受不了這種人格上的侮辱。
1967年11月,在上海那個陰冷的公寓里,48歲的陳璉徹底絕望了。
她翻出了那瓶安眠藥,用一種最決絕的方式,去追隨了那個曾經(jīng)想殺她、后來又護(hù)著她的父親。
據(jù)說她走的時候很安靜,沒留什么遺書,只是把孩子們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
直到1979年,陳璉的冤案才被平反。
鄧穎超大姐聽到消息后,唏噓不已,親自提筆寫下了“紀(jì)念共產(chǎn)黨員陳璉同志”。
這對父女,一個死于信仰的崩塌,一個死于時代的誤讀,卻在生與死的輪回中,完成了某種宿命般的重逢。
回過頭看這幾十年的恩恩怨怨,真的讓人心里堵得慌。
陳布雷想用父愛超越政治,周恩來想用情義保全故人,陳璉想用忠誠證明清白。
他們都在那個大時代里拼命掙扎,最后留下的,只有那個南京深夜里,兩雙緊緊握在一起的手,那是那個殘酷年代里,少有的溫情瞬間。
參考資料:
袁永熙,《我的妻子陳璉》,載于《百年潮》,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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