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多年后，人們才知道上刑場前他回頭找什么？真相殘酷令人心碎

2010年4月4日的上海，伴著瀝瀝春雨，一輛老舊中巴緩緩停在楊樹浦電廠門口。下車的老人拄著手杖，一步步挪向廠里陳設的紀念牌。有人問，他是誰？回答輕得幾乎聽不見：“當年的工友。”這位八旬老人此行只為一個問題——王孝和就義前的那一回眸，究竟在找誰？

回到1948年9月30日凌晨，提牢的皮靴敲擊石板，短促刺耳。行刑場外，一排探照燈晃得人睜不開眼。王孝和雙手反綁，被推搡著走向靶標。突然，他側身回頭，目光在圍觀人群里急速搜尋。法警不耐煩地吼了一句：“看什么？”他沒開口，腳步卻停了半秒。槍聲隨即吞噬了那份執(zhí)念。七十多年里，沒人弄明白那半秒沉默的含義。

事情要從更早說起。1924年冬，王孝和出生于虹口一條狹窄弄堂。父親在船艙爐膛前和煤灰搏命，母親靠給人縫紉補貼家用。艱難，可少年骨子里透著一股倔勁。1938年，他考進勵志英文專科學校。那年淞滬烽煙尚未散盡，校舍時常停課，用來安置難民，學生們上課得搬著桌椅到屋檐下。他悶頭啃書，不肯浪費一分鐘。

1941年5月4日夜，校園一間昏暗小屋里，許統(tǒng)權把一枚紅布包輕輕遞到王孝和手里。對話只有一句：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從此，他變成地下黨員，隊伍里最年輕的那個。日記第一頁寫著八個字：守紀律，聽指揮。

資金斷裂，學費奔波，他原本能進薪水體面的郵局。組織一句話：“電廠缺人。”他二話不說，換上藍布工裝，走進楊樹浦發(fā)電廠汽機車間。轟隆噪聲里，他和工友們輪班值夜，白天伏案寫社論。《電力通訊》上一篇篇短評針對資本家克扣津貼，語句鋒利，被同事私下稱作“車間里的鋼筆”。久而久之，工人推他當代表，他以身高、一口純正本地話和不卑不亢的笑，在廠里混得極亮堂。

1946年春節(jié)前夕，凜風卷著江水腥味。廠區(qū)停機，高壓爐冷卻的聲音伴隨汽笛余響。九天八夜大罷工，就在這喧囂與寂靜交替中爆發(fā)。工友餓了，他翻窗潛進食堂，抬出幾壇米；人心浮動，他站上油桶，大聲喊：“燈不亮，城市就黑；人不團結，飯碗就碎！”這句話第二天出現(xiàn)在《申報》，震動租界。罷工勝利后，電廠工會成立，他被推為常務理事，年僅22歲。

進入1947年，局勢驟變。國民黨在上海捉人、封報、拆高音喇叭。工會被強行解散，三個月后當局玩起所謂重新選舉。投票那天，箱子剛抬進會場，工人代表齊聲要求唱票。唱票完畢，王孝和等人高票當選，現(xiàn)場有掌聲，也有特務陰冷的目光。

1948年1月，他全脫產(chǎn)做工會事務。妻子忻玉英挺著孕肚來車間遞飯盒，低聲勸：“外頭風緊，換個安全職務吧。”他笑著搖頭：“兩千八百名工友比我更需要安全。”四月初，特務的黑名單在小報流傳，名字赫然在列。組織原本安排撤離，聯(lián)絡員卻被捕，通知未能送達。4月21日拂曉，槍托砸門聲震得瓦片抖落，王孝和從睡夢中被拖走。

獄中，他經(jīng)歷水牢、電刑、竹簽釘甲。始終咬牙，僅在遺書里寫道：“勿念，勿怨，照顧好腹中骨血。”同囚犯回憶，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算好電壓，別浪費能源。”嚴刑并沒摧毀專業(yè)習慣。

6月28日，法庭宣判死刑。9月30日清晨押赴刑場，例行“斷頭酒”被他推開，一滴未沾。行刑官皺眉，但也不敢拖延。就在槍栓拉動瞬間，他猛然回頭。此舉留下一道歷史懸念：他在找誰？

多年謎底，終于在2010年的雨中解開。那天，忻玉英撫摸墓碑，向廠里后輩輕聲道：“行刑那會兒，我就在圍觀人群后面，懷里護著肚子，悄悄教還未出生的佩民認爸爸。他回頭，是在找我。”話語輕，卻把旁人聽得哽住——原來，那目光想再看一眼妻子和未見面的孩子。

王孝和犧牲21天后，女兒出生，取名佩民——“佩懷人民”。廠里老工人每年清明派車接母女掃墓。女孩長大，成了工程師，辦公桌擺著父親照片。有人笑問：“為何一直留著年輕時的他？”她淡淡答：“他永遠停在24歲，沒機會變老。”

就義現(xiàn)場那半秒的回頭，如今被后世記錄在案。它告訴人們，革命者并非鐵石心腸，他們也渴望家庭，只是把生死置于信仰之后。王孝和的故事，在上海工運的浩瀚卷宗里并非篇幅最長，卻因那一回眸而格外刺痛。

上海這座城市的夜晚，仍由楊樹浦電廠的渦輪點亮。不少新工人下班走出廠門，會順手摸摸門口的青銅雕像——一個高個青年，衣襟敞開，雙目炯炯。摸一下，說聲“辛苦”，算是對前輩最簡短的致敬。從上刑場到廠門口，一條看不見的線路把電光和血脈連接至今。

那位八旬老人撐傘離開廠區(qū)時，還回頭看了看大煙囪，喃喃一句：“燈亮著，就算沒白干。”他走得慢，卻顯得篤定。王孝和當年的背影，也許就是這樣的節(jié)奏——步伐不快，意志如鐵，回頭只為確認：最牽掛的那個人，的確出現(xiàn)在人群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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