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空軍少校黃植誠，駕機起義回大陸，中央獎勵65萬，后晉升少將

1984年5月，北京航博館的機庫里靜得出奇，幾名技術軍官圍著一架編號“5271”的F-5E輕聲討論。機身仍留著臺軍灰綠色涂裝，那些子彈孔形似傷疤，卻也昭示著一次驚心動魄的選擇。沒人想到，三年前它從高雄起飛時，終點已鎖定福州上空。

把時間撥回1981年8月8日清晨，高雄岡山基地薄霧籠罩。少校飛行教官黃植誠帶著學員許秋麟走向戰(zhàn)機，地勤遞來文件，例行考核看似波瀾不驚。黃植誠嘴角卻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緊繃——連續(xù)三個月的籌劃就壓在這一次出航里。

黃植誠出身空軍世家。父親1949年前曾任國民黨空軍中校，母親是地勤軍醫(yī)，兄姐也都在機務體系。家里墻上掛滿照片，最顯眼的那張是P-51戰(zhàn)機低飛臺中的黑白影像。少年黃植誠對此著迷，1969年高中畢業(yè)即投入空軍軍官學校。

5年學訓，他先后摸熟T-34、T-37、F-5A等5種機型，飛行時數超過2100小時，技術尖到能閉眼聽聲辨故障。然而進入部隊后，強烈落差一天天敲擊他：油料截留、器材回扣乃至假報彈藥消耗，層層盤剝誰都見怪不怪。更讓他擰巴的是，1979年大陸對越作戰(zhàn)消息傳來，營房里不少軍官竟借酒起哄“聯(lián)手越軍北上”，談笑間視成千上萬同胞為“戰(zhàn)果”。

這種犬牙交錯的道德感崩塌在一個鬧哄哄的夜晚徹底翻篇。那年5月，高雄市區(qū)酒吧里兩名日本游客醉酒挑釁女侍。旁人敢怒不敢言，店主還賠笑臉。黃植誠上前制止，被反手掄了啤酒瓶，三人扭打。警察到場后草草罰他兩千臺幣，理由是“軍人動手影響市容”。走出派出所，他冷笑：“留在這支部隊，不過是陪人演戲。”

接下來九十多個晚上，他把航線、油量、無線電頻率全部記在小本上，遇到夜航任務，就偷偷比對大陸沿海機場燈光分布。學員考核成為最佳掩護：以檢查儀表為名，他命許秋麟蓋上暗艙罩，同時切斷臺軍空管頻道，將備用電臺調到完全靜默。

飛機掠過澎湖群島后一路北偏。穿云層時，許秋麟忽然察覺異常，高聲提醒：“教官，方位不對！”就這一句，對話定格。黃植誠低沉回應：“不用再回頭了。”短短11個字，許秋麟瞬間僵住。為防止對方誤觸操縱桿，他干脆降低高度，把機頭對準臺灣巡邏艦上空，拉起、翻轉，示意跳傘。學員的降落傘在海風里迅速展開，連同呼救信號一起飄去西南海域。

黃植誠再次扭桿，F-5E開加力沖向烏龍江口。8時52分，龍?zhí)餀C場塔臺捕捉到陌生信號，值班軍官警惕又猶豫——對岸飛機從未主動降落。短暫詢問后，一道簡短口令傳出：“引導降落。”十分鐘后，機輪與跑道摩擦冒出火星，黃植誠穩(wěn)穩(wěn)剎車，隨后遞上事先寫好的說明：“本人祖籍廣西，請求編入人民空軍。”

中央很快給出了態(tài)度：65萬元人民幣獎勵，支票號碼以他名字開頭，外加一臺上海牌電視機作為另行慰問。同年，他被安排到空軍某航校出任副校長，從頭熟悉米格-21、殲-7等型號。一次培訓課結束，年輕學員圍住他問F-5E性能，他笑著擺手：“講太多，怕你們晚上睡不著。”

技術部門對這架飛機的拆解持續(xù)了大半年。殲-7改進方案中，新火控系統(tǒng)、環(huán)視鏡布局都借鑒了F-5E的設計理念。資料室里流傳一句玩笑：“65萬買下完整樣機，加一名特級飛行員，值。”

1986年，空軍授予黃植誠特級飛行員稱號；1988年授上校銜；1995年，他佩戴少將領花。那一年，他受邀在空軍指揮學院講課，主題是“臺軍飛行訓練體系特點與弱點”。講臺下掌聲并不熱烈，卻沒人走神。

島內震動同樣劇烈。8月10日，蔣經國在臺北聽取匯報時當場摔茶杯，留下兩片碎瓷。隨后臺軍“空軍總司令”楊金銘引咎辭職，防務部門開啟全線清查。盡管如此，自1993年至1996年，臺軍又出現三起飛行員駕機或駕艇抵達大陸的事件，皆與黃植誠的舉動被視作“連鎖反應”。

冷冰冰的軍事數據之外，還有塵封的個人小事。1997年，他回到廣西老宅，鄰居已換了幾撥人。老屋土墻上刻著“1944”四個字，他抬手撫摸良久，卻沒留下什么感慨。午后，他再次提到那65萬元獎金，僅一句：“錢只是符號，飛機和情報才是真金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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