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族血統到全民標識，姓氏革命的起源

　　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人人皆有的姓氏，曾經是一種極其珍稀的奢侈品。那么，古代平民從什么時候開始普及姓氏的？他們如何認知自我以及他人的身份？

姓者，女之所生

要理解古代平民為什么一開始沒有姓氏，我們必須先知道，姓最初到底是什么。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

一個“女”字旁，一個“生”字，清晰地表明，姓誕生于一個極其古老的、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會，是用來標記一個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緣族群所生。因此，中國古老的姓，幾乎無一例外帶著一個女字旁。比如，舜帝的“姚”姓（一作“媯”姓）、大禹的“姒”姓、周朝王室的“姬”姓、以及齊國姜子牙的“姜”姓。人們常說的“百姓”，在商周時期，其實是特指那些擁有“姓”的貴族群體。

上古貴族社會嚴格遵守“同姓不相婚”的原則。“姓”就像一個高精度的血緣警報器，唯一用途就是在貴族們聯姻時響起，防止同一始祖母傳下來的后代近親通婚。

這立刻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一個姓所涵蓋的范圍實在太大了。周天子姓姬，他分封出去的諸侯國，如晉、魯、衛、鄭等國君也都姓姬。一個姬姓，就可能覆蓋了當時貴族階層的小半壁江山。因此，姓在當時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是“無用”的。如果你在周代洛邑的城池中大喊一聲“姬兄”，可能會贏得很高的“回頭率”，令“姓”在日常身份識別上毫無價值。

對于庶民來說，他們不屬于高高在上的貴族通婚圈，也就不需要“姓”這個工具。而貴族們自己卻需要一個更精準的稱呼，來劃分彼此的地位、權力和財富。

于是，“氏”登場了。

氏者，貴之所出

氏的出現晚于姓，它是姓的分支，是父系社會的標志。當一個龐大的“姓”不斷繁衍，其子孫被分封到各地開枝散葉，就需要一個新的符號來標記小家族的獨特地位。

這個新符號，就是氏

與姓來源于母系家族不同，氏的來源五花八門，但每一個都清晰地指向了權力、財富和地位。宋代學者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將氏的來源歸納為32類，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以國名為氏：你是諸侯，受封在齊國，你的家族就以“齊”為氏；受封在魯國，就以“魯”為氏。

以采邑（封地）名為氏：你是諸侯手下的大夫，被賞賜了一塊叫“馮”的封地，你的家族就以“馮”為氏。

以官爵為氏：你的祖上世襲“司馬”（掌管軍事）之職，你的家族就以“司馬”為氏；世襲“司空”（掌管工程）之職，就以“司空”為氏。

以技藝為氏：你的家族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制造，就以“陶”為氏；掌管祭祀用的屠宰，就以“屠”為氏。

西周時期全圖。來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看懂了嗎？氏的核心功能，與姓的“別婚姻”不同，而是“別貴賤”。

《通志·氏族略》一針見血地指出：

“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上古時代的底層平民沒有姓氏了，因為在那個等級森嚴的世界里，平民的身份是卑賤的。這個“賤”，不是道德上的貶低，而是古代社會殘酷的現實等級。平民沒有資格參與貴族聯姻，所以他們不需要姓；平民沒有自己的封國、采邑，更不可能擔任高官，所以他們不可能擁有氏。

這樣一個微小的差異，就是當時整個社會結構的縮影。

平民獲姓的時代轉折

平民有姓氏的轉折點，發生在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

這是一場長達數百年的大動蕩時期。舊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國無休止的兼并戰爭中土崩瓦解，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當周天子連自己的都城都保不住時，姬這個姓還談何尊貴呢？當各國的公族后代在戰亂中淪為平民甚至奴隸時，別貴賤的氏又有什么意義？

在戰國到秦漢的熔爐中，姓和氏開始混為一談。它們原有的別婚姻和別貴賤的功能同時失效，最終姓氏合一，融合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由父系一脈相傳的、單一的姓氏。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關口，一個關鍵人物登場了——漢高祖劉邦。

漢高祖劉邦。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按照先秦時代的規則，他是標準的“賤者”，一個有名無氏的平民。劉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無從考稽，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應歸于何姓。司馬遷在《史記》中，用三個字解決了這個難題：“姓劉氏。”

以氏為姓，遂為一代之制。一個平民的家族“劉”，從此就是這個王朝最尊貴的姓氏。劉邦的登基，宣告一個“人人皆可有姓氏”的時代到來。

這場“姓氏革命”的背后，伴隨著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

我們可以通俗地理解為，在西周的宗法封建制下，無論是血緣還是地緣，普通成員都寄生于他們的“人群組織”之中。國家只管理到貴族，而貴族再去管理自己屬地的眾人。因此，在文字記錄系統中，國家根本不需要知道個人的姓與名。但春秋戰國和秦漢變革，徹底打碎了這些中間組織。一個新型的中央集權國家誕生了，它的根基不再是層層分封的貴族，而是千千萬萬個個體的庶民。當單個小家庭第一次直接面對大國，當平民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個體直接與國家發生關聯時，他就迫切需要一個用文字表達的、能夠標識“我是誰”的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代代相傳的姓名。用文字書寫的人名，其前提就是個體必須是能直接面對國家的“戶口”。推行普遍編戶的條件，直到秦朝大一統、漢朝開啟相對穩定繁榮的統治之后才逐漸具備。劉邦的“姓劉氏”只是打開了一扇大門，而真正把姓氏賦予每個平民的，正是這個新結構下兩股個體無法抗拒的龐大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國家的編戶著籍。秦漢建立的新型中央集權帝國與西周的分封制有著根本不同，為了達到征稅與征兵的目的，統治者不再通過層層分封的貴族去間接統治，而是直接控制子民。

為此，一個龐大系統被建立起來，這就是編戶著籍。國家派出大量基層官吏，如調查人口、制作戶籍、催征賦役的里吏，把疆域內的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地登記在冊。

著籍正是庶人姓名“書面化”最重要的途徑。根據出土的秦漢簡牘，我們得以一窺這個系統的運作。

戰國時的齊國仍遵守舊制，庶人只稱名；楚國無論貴族、平民，較普遍地使用“氏+名”，楚法明確要求必須寫明當事人的“居處名族”（住址、名字和家族）。秦律則進一步要求涉事人“定名事里”（確定名字和所在的基層行政單位“里”）。

為什么戰國時期的楚法會率先要求注明“族”？一個重要原因是楚國境內百姓來源多樣，族屬復雜，且遷徙頻繁。當一個人離開故土，和來自他處的人共居時，名就不足以標識個體，必須在其名之前冠以其族，才易于區分。

因此，平民姓氏的第一次大普及，是出于國家機器的強制性管理和司法實踐的需求。姓氏，成了國家強加給每個人的“管理標簽”。

第二股力量，則是亂世的洪流，促使離鄉行役的人們自行確定姓氏。在西周的封建體系下，絕大多數平民一輩子都生活在自己的熟人社會里。一個人生在A村，死在A村，周圍所有人都是他的親戚鄰居。在這樣的環境里，他根本不需要姓氏。一個乳名“三兒”就足以把他和周圍所有人區分開。

但戰國和秦漢是戰亂、遷徙與行役頻發的時代。人們可能因為戰亂而成為流民，可能被強制遷徙到新開發的疆域，更可能被征發為士兵或勞工。

正如楚法的邏輯所揭示的，離開故鄉、脫離固有的血緣或地緣組織，是庶人普遍使用姓氏的主要原因。

當A村的“三兒”流向陌生人社會，他的乳名瞬間失效了。因為一個軍營可能就有五個“三兒”、八個“石頭”、十個“狗娃”。于是，三兒必須使用由國家登記的“標簽”：姓氏。

正是這兩股力量——自上而下的國家登記和自下而上的社會需求，在秦漢時期交匯，最終推動了姓氏在中國底層平民中的全面普及。西漢時期的編戶材料中，“姓氏+名”正式成為人名標準格式。一個“人人皆有姓氏”的中國社會，由此定型。

甘肅省金塔縣的肩水金關遺址曾出土一幅漢簡，是漢代戍邊戰士尹衡給朋友小偉寫的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信中，尹衡向老鄉的朋友“偉卿”表達了“起居燥濕”“強飯厚自愛”“慎春氣”等問候，還在信里寫“塞上誠毋它可道者”，說明他通過給友人寫信來打發邊塞生活的乏味，聊表思鄉之情。

小偉的姓氏我們不得而知。那個刻在竹簡上的“偉”，永遠地留在了歷史的塵埃中。而千千萬萬個“趙偉”“錢偉”“孫偉”“張偉”，則走上了新的歷史舞臺。從此，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百姓”，匯聚成了從歷史走來的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