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執行死刑了，為何還要顧及罪犯的“舒適度”？

美國佐治亞州近日宣布，將于2025年12月17日對52歲死囚斯泰西·漢弗萊斯執行死刑，這將成為該州歷史上第55次死刑處決。

根據該州法律，注射死刑是目前唯一合法的執行方式，電椅、絞刑等曾被使用的方式早已因“過于殘忍”被廢止。

臨刑前，漢弗萊斯依規申請了“最后的晚餐”，清單堪稱“熱量炸彈”——燒烤牛胸肉、豬肋排、培根雙層芝士漢堡、炸薯條、披薩、雞翅、冰淇淋，再加上兩杯高糖汽水，佐治亞州懲教部門已明確表示會尊重這一請求。

真正引爆輿論的，是他的另一項特殊訴求：希望執行注射死刑時，不采用傳統的仰臥位，而是以站立或更舒適的坐姿完成程序。
官方醫療資料顯示，漢弗萊斯身高約1.9米、體重達138公斤，屬于臨床肥胖人群，還伴有多種健康并發癥。其律師解釋，若強行讓他仰臥，可能導致呼吸受阻，徒增不必要的身體痛苦。目前相關部門已決定在處決前一天召開專門會議，評估是否批準這一安排。
消息傳開后，不少網友直言困惑甚至憤怒：“人都要被處死了，還講究什么舒適度？”“對惡魔仁慈，就是對受害者殘忍！”
這份情緒，在了解其罪行后更易被點燃。2003年，漢弗萊斯持槍脅迫兩名女性房地產經紀人，逼迫她們脫衣并交出銀行卡密碼，隨后將二人殘忍槍殺，還對尸體實施褻瀆行為，之后繼續盜取受害者賬戶資金。

最終他在威斯康星州的高速追捕中落網，案件當年震驚全美。2007年，陪審團一致判處其死刑，歷經二十余年上訴，如今所有法律救濟途徑均已窮盡。
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面前：對這樣罪行滔天、生命已進入倒計時的罪犯，國家為何還要花費精力討論他的“健康”與“舒適”？
一、死刑的核心是“依法終結生命”，而非“額外施加痛苦”
很多人的不解，源于一個關鍵混淆：把“他該不該死”和“他該怎么死”混為一談。
在這起案件中，“該不該死”早已塵埃落定——從陪審團到各級法院，再到最高法院，反復審理確認后，死刑判決的結論明確無誤。但“怎么死”，卻是一道完全不同的法治考題。
現代法律體系中，死刑的本質是“依法、有限度地剝奪生命”，而非報復或刻意制造痛苦。國家被法律賦予的權力，僅止于終結生命本身，無權在執行過程中附加羞辱、折磨或額外風險。
正因如此，注射流程的規范、醫療條件的保障、執行姿勢的考量，這些看似“多余”的討論，本質不是為了讓罪犯“走得舒服”，而是為了守住一條底線：防止國家權力越界。
二、看似“照顧罪犯”，實則約束國家權力
不少網友的疑問直擊要害：“他當年對受害者如此殘忍，國家為何還要操心他的呼吸是否順暢？”
但法治社會的核心邏輯恰恰是：私人可以被憤怒驅動，但國家不能；私人復仇無需克制，但國家權力必須處處自限。
當一個人被完全控制、毫無反抗能力時，國家對他施加的每一分額外痛苦，都不再是“懲罰”，而是權力的任意擴張。這也是現代法治對死刑執行設立近乎苛刻標準的原因——通過規范執行細節，限制公權力的濫用空間。
討論死囚的執行體位，表面看是“照顧罪犯”，實則是在反復確認：國家是否只做了法律明確允許的事，是否守住了權力的邊界。
三、從絞刑到注射：死刑方式演變的本質是文明進步
佐治亞州的死刑執行方式，并非一開始就是注射。和世界上許多地區一樣，它走過了一條清晰的演變之路：早期采用絞刑，20世紀后改用電椅，2001年起正式廢止電椅，注射死刑成為唯一合法方式。
這一變化，絕非社會“心軟”，而是源于一個持續的法治追問：國家是否有權以高度痛苦、結果不確定、帶有羞辱性的方式處死他人？
從歷史上的凌遲、五馬分尸，到近代的絞刑、電椅，再到如今的注射死刑，人類對死刑執行方式的優化，本質是文明的進步。注射死刑并非“仁慈”，只是被認為相對可控、能減少痛苦、更符合憲法底線的方式。而圍繞注射過程的各類爭議，正是這種“權力克制”邏輯的延伸。
就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注射和槍決是執行死刑主要方式，核心也是為了在依法懲罰犯罪的同時，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痛苦，彰顯司法文明。
四、這些“特殊程序”，是給所有人的法治警示
臨終餐、醫療評估、執行細節的反復斟酌，這些看似“善待罪犯”的程序，真正約束的是行使生殺大權的國家本身。
它們就像一道道“減速帶”，時刻提醒執行者：這是最極端的權力使用，必須慎之又慎，不能被情緒左右，更不能隨意而為。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罪大惡極的死囚；但如果放松了這些程序約束，明天規則的適用對象可能就會超出預期。法治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用固定的規則保護所有人，哪怕是最令人厭惡的人。
討論死刑執行中的“舒適度”，確實容易讓人覺得刺耳甚至不適。但這絕不是對罪犯的寬容，而是對權力的必要警惕。
正如一句被反復印證的話：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如何對待英雄和好人，而在于它在面對最令人唾棄的人時，是否依然能守住法治的底線。
死刑的執行，考驗的從來不是罪犯的良知，而是一個國家的法治定力。在死亡面前，國家能否始終保持克制、堅守規則——這才是這場爭議背后，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