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與方法丨萬建中：民俗、日常生活及民俗學的轉型——以吃月餅和吃米飯為例

主持人語

現代民間文學研究已一個多世紀了，翻檢這些著述，能夠過濾出諸多有學術價值的概念。這些概念被制造出來以后，大多數的境遇是被懸置，沒有得到有意識地言說和闡釋，便無以演繹成學說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虛是中國民間文學理論難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斷地闡釋，以構建概念之間的關系圖式，這是建立中國特色民間文學話語體系的必由路徑。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現的頻度并豐富其內涵又是最值得訴諸于學術實踐的關鍵問題。

——專欄主持人：萬建中教授

主持人及作者簡介

萬建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文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出版學術專著三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三十余篇。曾獲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寶鋼優秀教師獎，第六屆和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兩次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優秀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

民俗、日常生活及

民俗學的轉型

——以吃月餅和吃米飯為例

摘要

民俗與日常生活是一種什么關系，日常生活取代民俗的學理依據是什么，民俗學界處于語焉不詳的境地。大家都承認，進入21世紀，民俗學研究發生了轉型，其中重要的標志是邁向了日常生活世界。然而，日常生活世界并非均質的，而是差異化的。僅僅關注“主題化”“儀式化”的日常生活，諸如吃月餅，而不顧更具普遍性的非主題化的日常生活，諸如吃米飯，民俗學的轉型就尚欠徹底。因為吃月餅只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非常”，而非真正生活意義的“日常”。民俗學視域中的日常生活世界與胡塞爾等西方學者所構擬出來的完全不同，西方學者言說的日常生活需要加以批判、反思及革命，而民俗學所轉型的日常生活則是自在的、本真的、先驗的、毋庸置疑的，確證了轉型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關鍵詞

民俗；民俗學；日常；

日常生活；民俗學轉型

直至今日，民俗學者仍然堅信：民俗作為一種日常生活，是“普遍”的，卻又具有特定的意義，這使得民俗與其他日常生活諸如起床、喝茶、吃飯、開車、上廁所等不一樣，這些屬于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就民俗學而言，不值一提。而民俗活動及行為則是能夠進入記憶的，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甚至通過微信平臺把自己的民俗在場傳遞開來，以顯示自己的民俗經歷非同尋常。民俗也是年復一年的，但這種重復性不是每天的，否則就與起床、刷牙一樣成為瑣事了。即便有意義，也會被時光消磨殆盡。然而，日常的程度畢竟不是確定民俗的標準，是否能夠釋放出意義才是最重要的。起床、穿衣、洗漱、吃飯等僅僅為重復的行為，而民俗有著明確的文化含義。以吃月餅為例，月餅與月亮崇拜有關，吃月餅需符合特定的時間和儀式的規定，同時，月餅和吃月餅強化了家庭生活世界的一個牢固觀念—團圓，或者說，吃月餅的行為是在經歷和體驗家庭生活世界之美好。

上述普遍存在的民俗學學術指向表明，盡管民俗學早已號稱步入了日常生活世界，但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僅攫取吃月餅這類文化行為，而對更為日常的起床、喝茶、吃飯等飲食起居嗤之以鼻。顯然，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至少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日常生活。那么，民俗學轉向由吃米飯等“瑣事”構成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依據及可行性、必要性何在呢?下面以吃月餅和吃米飯為例，就此問題展開論述。

一、民俗學長期忽視由“吃米飯”

構成的日常生活

長期以來，民俗學者堅信民俗都是有特定意蘊、意義指向性及“質”的規范性的。本來，日常起居與大多數民俗行為一樣，都是理所當然的、預設的和重復的，成為習慣，給人一種穩定的感覺，這極大限度地消除了人們的焦慮和不安。但民俗給人的感受性不僅于此，其實施過程中所蘊含的精神能量是一般的日常行為絕無的。這就是平時吃月餅與中秋節吃月餅的區別。這種理解儼然成為民俗學界的慣性思維，以為中秋節吃月餅與平時吃米飯不可同日而語，吃月餅是過節的一種方式，吃的人有明確的過節意識，吃月餅作為一種文化行為則值得專門研究，而且必須予以解釋。吃飯是無需解釋的，而且米飯僅僅用以果腹充饑，月餅顯然不是用來填飽肚子的。米飯是屬于“物”的概念，月餅則被注入象征意義。民俗學領域的實際學術狀況是：為什么要吃米飯不可能成為學術問題，而吃月餅可以演繹出諸多學術論文。

那么，為何有些學者竭力主張將民俗這一學術概念置換為日常生活呢？這不僅是概念之間的差異問題，而是學術理念和取向發生了轉變。以往的民俗學并不關注“物”，而是“物”上附著的意義。其實，一旦“物”與具體的“人”發生交集，關于“物”的理解便超越了物本身，拓展至社會關系的領域。意義層面的民俗學即轉型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民俗學。不同的人吃米飯顯然涉及社會地位、身份，不同層次的人吃米飯的行為給予社會學式的闡釋空間，不同人群的生活狀況及日常生活方式通過吃米飯可見一斑。然而，僅僅把民俗學置于社會關系網絡中是不夠的，民俗學并非社會學，吃米飯既是社會行為，也是文化現象。至少，不同人的口味直接關系到對米飯的認知，而口味是傳統的，需要一個漫長的養成過程。這說明日常生活的形塑不只訴諸于社會地位，而且深受人們所處生活環境及其傳統的影響。當然，吃米飯不只是口味的問題，南方、北方，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對吃米飯的理解存在巨大差異。而就個體而言，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肯定會發生改變。故而，民俗學不能僅關注吃月餅，同樣不能忽視更具日常性及普遍性的吃米飯。由日常生活替代民俗，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吃米飯和吃月餅的不同還在于，吃月餅一年才一次，無需提供專門的場所，而吃米飯則不然。吃米飯場所的朝向、座次、方位等的安排，飯碗及器具的擺放等，既考慮物理層面的安排，更是傳統與現代飲食禮儀交融的體現。吃米飯作為每天必須的行為方式，直接牽涉性別、階層、地域及家庭內部的習慣。如果女性像男性一樣大口進食，大幅度咀嚼及吞咽，顯然是不文雅的表現，會被視為貪食之徒。平民和上層貴族吃米飯的舉止迥然有別。其他因素左右吃米飯狀況的情形就更為復雜。反觀吃月餅，可審視的學術維度則比較仄窄，因為不屬于日常行為。如果一定要以吃月餅為切入點，考察社會文化因素對日常行為的控制，依據終究難以充分。盡管吃月餅是節日儀式的有機組成部分，本身即為一種文化行為，受制于傳統的程度更深，但由于吃的時間、地點一般難以確定，可以站著、坐著、走著吃，較之吃米飯，隨意性相當明顯，其家庭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效用。吃米飯吃多少、快慢、盛飯等既要符合禮儀，又受到同桌人的制約，構成了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聯性。不僅如此，餐桌下面的背景知識及過往交集也會反映在如何吃上。如果一個平民進食過程表現出上層階級特有的優雅氣質，那便不倫不類，反之亦然。吃米飯本為生理需求，在于解決“餓”的問題，可歸之為本能行為，卻已同樣高度理性化和儀軌化。在很多情況下，吃米飯原始的目的退居次要，關鍵是要順從理性化過程的支配。

米飯

吃米飯這一由本性決定的日常行為超越了本性，同過節吃月餅一樣，也是依循社會環境、文化傳統造就出來的，而且呈現為更具廣闊學術視域的身體方式。吃米飯與身體構成了一種必然的關系，且形成了時間上的約定，用餐時間一過，饑餓感強烈起來，而大部分餐館已不再營業。“吃要有吃相”，不按規矩吃飯被視為沒有教養或不懂禮貌。吃米飯的姿態，握進食器具的方式，進食的動作、過程等都是習得的，作為“身體技能”已內化于身體。通過吃米飯，可以考察身體是如何為傳統習慣所強化所形塑的。餐桌禮儀由就餐者共同遵守，并互相維系。倘若有人偏離禮儀軌道，便可能釀成不同性質的事件。吃米飯一般是宴席程序中的末尾環節。下屬吃完，領導還在吃，也不能離席；領導吃完，下屬即便沒有吃飽，也不得不放下筷子。吃飯大多是在關系中展開的，共食者的角色、身份決定了用餐的功能和意義。餐桌上的行為規范繁雜，一些細節委實時常令人難以應付。在很大程度上，由禮儀傳統主導的理性主義及等級關系抑制了本能的食欲及口腔的狂歡，即便出現相互盛飯、夾菜、勸菜等溫馨的場面和舉動，那也是在餐桌禮儀制度的框架下實現的，多少帶有矯情的成分，并非完全出于個人的意愿。可見，吃米飯同樣溢出了身體本能，甚至較之吃月餅，文化的外延更為深廣。實際上，吃月餅作為過中秋節的必備環節，對人們的約束力竟然幾乎為零。如今，許多人在過節期間已不吃月餅了，吃月餅的自由度要遠遠高于吃米飯，這確實令人不可思議。所有中國人都要度過中秋節這幾天的法定假期，其節日的感受性與吃月餅并不那么密切。相對而言，吃月餅則無以生發這方面的學術可能性。

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之所以選擇吃飯，而非喝酒，在于吃飯比喝酒更為“日常”，屬于更為典型的日常生活。不過，當生活水平普遍提升以后，在許多宴席上，吃米飯變得可有可無，大家相互敬酒、勸酒成為餐桌上的主旋律，解決溫飽問題反而無足輕重，餐桌禮儀支配了整個餐桌和全過程。就宴席而言，吃飯環節是最世俗的、缺乏品位的，所蘊含的交際功能也相對薄弱。酒精（包括其他飲料）征服了餐飲場域，并將相關禮儀籠罩在每個人身上。推杯換盞、把酒言歡的禮儀訴求讓飯碗在餐桌上失去了位置。表面上看，這是在強化人際關系，但這種人際關系不是以情感為紐帶的，而完全為功利性及相關禮儀所操控。與其說是人際關系網絡的編織，不如說是宴席禮儀規范的踐行。食欲的泯滅和饑餓問題的失重導致飲食文化的異化。一旦吃米飯的環節游離餐桌，飲食文化屬性的質變便不可避免。從另一方面理解這一質變，便可歸之為飲食文化的現代化，其標志表現為“現代理性”和“去自然化”的發展趨勢，表明日常生活正在經受現代化過程特有文化力量的洗禮，原本比較單純的日常生活的意義向度得以擴張。

民俗學號稱關注底層社會、民間文化，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僅以吃月餅為觀照對象，而更具通常意義的吃米飯則被排除在外。可見，民俗學所定義的底層、民間是有限度的、選擇性的，而非全部。從這一點而言，民俗學轉向日常生活世界亦十分必要。有人認為月餅制作是一門藝術，月餅上面的圖案不僅寓意吉祥，也顯示出特有的美感。其實，做米飯也是一門藝術，同樣稟賦美感形態方面的要求，只不過過于平常而令學者們熟視無睹。常見的拉面條、包餃子、蒸饅頭、煎雞蛋、切菜、擺放碗筷都隱含比較強烈的美學動機，與高雅文化一樣透視出鮮明的創造性和想象力，卻不易被察覺，沒有得到應有重視。日常生活世界的美學實踐無所不在，其美學追求同樣相當明確，只不過被實用性遮蔽了而已。這類日常藝術皆為日常生活世界之日常，歷來處于民俗學的學術視野之外。

二、轉型為不同于西方學者定義的生活世界

“俗”既指生活世界的“非常”，也應包括日常，即吃月餅和吃米飯都謂之“俗”。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亦即人之基本欲望，吃米飯便是其中之一。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認為，生活世界屬于和日常共在的世界，遠遠溢出了吃月餅指向的范圍。胡塞爾（Edmund Husserl）在《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引論》一書中首先提出“生活世界”概念，認為這是預先給予和事先存在的世界。吃米飯自然屬“事先”的，吃月餅當屬“事后”。故而，民俗學回歸生活世界或者說轉型，僅僅關注吃月餅是不夠的，唯有沉底于吃米飯這般日常行為和方式，“轉型”才是完全的、徹底的。“從文化學角度的分析來說，赫勒揭示了日常生活圖式具有自在性、給定性、重復性、經驗性等本質特征。”這些關于日常生活的界定是不可能清晰地顧及吃月餅與吃米飯之間的差異的。就民俗學而言，日常與非常的劃分為基本的認識維度，而只有明確了兩者的不同，方能真正把握生活世界。

月餅

針對日常生活世界內部的這一差異，胡塞爾給予了不同的表述，他認為：“周圍世界是一個僅在精神領域內才有其地位的概念。我們生活于我們各自的周圍世界中，我們的全部憂慮和勞作都適用于這個世界，這里所表明的就是一種純粹在精神領域中發生的事實。”這里的周圍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專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領域。相對于學術世界而言，學術世界的主題明確，屬于某一主題主導下的世界。借助這一思維范式，吃月餅的主題明確，可歸之為“主題化”“儀式化”的世界。吃米飯是“非主題化”的，屬于胡塞爾定義的生活世界。吃米飯不是為了吉祥、團圓，而是活著，所謂吃喝拉撒，生存為其唯一目的。按照胡塞爾的理路，吃米飯這類行為和現象構成的世界是預先存在著的有效世界，先于吃月餅這類主題化了的世界。當然，由吃米飯意謂的生活世界并非排除吉祥、團圓等意識，并非客觀化的世界，只不過各種精神欲望還沒有被抽提出來，難以被輕易捕捉。這是一個相互交融的全面的經驗的和直觀的世界，為特定群體共享的、“交互主體性”中的世界。“交互主體性”指“在各個主體之間存在著共同性（或共通性），這種交互主體的共同性使得一個‘客觀的’世界先驗地成為可能”。這就是說，經驗世界可以被相互經驗。許茨的日常生活世界更接近民俗學學科的認知：從胡塞爾先驗主體轉向經驗給定，具有自在性和重復性的特征，屬于最高層面的社會實在。從吃米飯的日常生活可以判定：現實世界不是給定的世界，而是經人自己的活動參與創造的世界。現存的世界并不等于人的現實世界，只有那種合于人的本性、適于人的生活的世界，才屬于人的現實世界。較之主題化、儀式化了的世界，這一現實世界更具開放性和普遍意義。由于能夠被感知、被經驗到，完全可以訴諸于田野作業。然而，這種最具無限可能性的感知和經驗卻一直處于民俗學大門之外。其實，直面這樣的生活世界，民俗學才能觸及“民”的本原和“俗”的本質。

從20世紀開始，文學藝術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哲學皆向著生活世界回歸，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以往無視生活世界的偏向。但由于這些學科與生活世界有一定距離，總是難以貼近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始終為一個胡塞爾式的概念。恩格斯指出：“……概念并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盧卡契（Gy?rgy Lukács）也承認，日常生活之所以蘊含革命性及批判性闡釋的力量，在于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人類的活動都是源于日常生活的。也就是說，概念、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并不等于日常生活本身，甚至“其結論越科學、越確鑿、越根本，距離生活世界就越遙遠，對于現實的人生就越空疏，任何平等的對話就越不可能”。重新發現生活世界大多停留于概念之間的轉換。即便植入大眾文化、日常生活審美化、媒介化，關注消費主義主導下的日常生活發展趨勢，但這些都是為新的理論建構所刻意為之的視角調整。而且，日常生活脫離了具體的時間、地點，并且是選擇性的，仍難以跳出審美烏托邦的窠臼。換句話說，西方“生活世界”鼓吹者們強調的是日常生活與審美、與科學技術的關系，即“詩意的棲居”。顯然，從胡塞爾、海德格爾、許茨（Alfred Schutz），到盧卡契、赫勒（ágnes Heller）、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他們所定義的日常生活皆非現實層面的。他們立足點并非日常生活世界本身，吃月餅和吃米飯這類實實在在的生活行為和現象，他們全然漠視。他們討論的“日常生活”絕不是現實意義上的，而是早已被異化了的。故而赫勒在《日常生活》（1970）一書中提出“日常生活革命”的命題，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則致力于“日常生活批判”。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實踐》（1980）、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1991）都以消費社會為背景來創造或重構日常生活。而民俗學則完全不同，民俗與日常生活世界屬于同樣的實踐范疇，置于任何維度，兩者都具有一致性。在民俗學學者看來，日常生活始終是自在自為的、本真的，無需任何質疑的，所以應該在日常生活世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盡管現代傳媒技術和消費主義正在改變和影響日常生活世界，那也是日常生活現代化進程中的合理現象。居伊·德波（Guy Ernest DoBord）的《景觀社會》（1967）、瓦納格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物體系》（1968）和《消費社會》（1970），以及上面提到的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實踐》、費瑟斯通的《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等，都指出“商品的異化已經大面積地滲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日常生活被商品化，這樣反抗商品的異化勢必要從日常生活的革命開始”。日常生活的異化肯定是個別的、局部的，而不可能蔓延為整體。倘若是整體性的，那便不是異化，而是發展的合理方向和趨勢。譬如，近十多年來，月餅出現了過度包裝、異化為純粹的禮品，而作為主食的米、面不可能步月餅之后塵，成為異化的對象，否則，日常生活就無法進行下去，這是不可想象的局面。就這一層面而言，僅僅關注吃月餅這類生活世界的“非常”是遠遠不夠的，吃米飯這類更具普遍性和日常性的行為、現象構成的世界才是真正日常生活的。民俗學轉型應該朝向的是更具普遍性和日常性的米、面、吃米飯這類日常，如此，生活世界的本質和真諦才得以揭示出來。

三、邁向超越民俗的生存必須的

日常生活世界

“俗”即意謂過去、歷史與傳承。無論民俗研究的方式如何創新，都是圍繞“傳統”這一核心展開，遺產主義、民俗主義、神話主義等風靡一時，陷入“傳承”“積淀”而難以自拔。幾乎所有民俗學領域的學術流派都是面向過去的，“朝向當下”也是與過去有關聯的當下。而“日常生活”則擺脫了傳統的糾纏，可以完全直面民俗生活實際尤其是各種時尚的生活方式。難點在于如何將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去熟悉化。大致有兩種途徑：一是選擇日常生活世界中那些自己并不熟悉的領域，對于民俗學者而言，所處的工作和生活圈極為狹小，可以說，圈外的生活世界都頗為陌生，只要深入下去，都可激發學術層面的新奇感。二是與所熟悉的生活世界拉開距離，視自然的生活世界為非自然。尤其是慣常被突然崩潰，日常生活軌道發生偏離，學術話語便有了言說的可能性。只有跳出所在的日常生活圈，消除對日常生活理所當然的頑固認知，學術意識便得以萌生。

“去熟悉化”是以熟悉為前提的。民俗與日常生活的學術訴求，都要求學者去熟悉和經歷。“只有生活于那個時代和地點的人才能完全理解、領會這種文化”，“只有曾經是或現在是這個群體的人，才能充分了解那種生活方式”。任何一位民俗學者所處的民俗圈畢竟有限，但其生活圈則要大得多，日常生活經歷之豐富是民俗經歷難以匹敵的，日常生活世界為研究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生活經歷與學術經歷應該是一致的，生活經歷范圍之廣闊是學術經歷廣闊之基礎。

另外，“俗”必有限定性，故而，什么是“俗”的疑問一直延續到現在，而日常生活似乎無需確立自己的邊界。順便指出，關于誰是民俗之民，什么是民俗之俗的討論持續不斷，在人文社會科學界，大概只有民俗學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津津樂道，這種民俗學內部的自言自語并不利于學術發展，甚至是對民俗學學科發展的一種羈絆。倘若這方面的言說成為一種常態，便表明民俗學學者部分地處于焦慮之中，正在為民俗學學科的前途擔憂。筆者曾在《民間文學引論》中說道：“討論的目的不在于‘民'是誰，而在于為什么要討論‘民'，意義存在于討論過程本身”，即“顯示出與正統、官方、精英和上層的對立性”“在于始終堅守一直被‘邊緣化'了的‘民'的學術立場”。這一觀點是切合學術實際的。問題是，民俗學的研究對象自我定位于邊緣、底層、非正統等，必然導致民俗學學科的不斷邊緣化。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心與邊緣、精英與大眾等二元對立的藩籬正在被洞穿。民俗學應該努力向中心、精英靠攏，固守“傳統”“遺產”“底層”，學科發展之路必然越走越窄。日常生活概念打破了“民”與“俗”的固有限制，其適時提出并廣泛運用，為民俗學學科發展注入了新時代的活力和動力。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將文化劃分為三個層次，即某一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生活文化，各種被記錄下來的文化及選擇性傳統文化（a selective tradition）。按戴維·英格利斯（David Inglis）的理解，“選擇性傳統文化”指“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藝術（art）”和“偉大作品（great work）”。記錄下來的文化成為文獻文本，可以不論。在后現代的語境中，運用現代傳媒和網絡平臺，文化消費主義大行其道，高雅文化、精英作品紛紛進入市場，演繹為文化資本，供大眾娛樂和消費。貝多芬、勃拉姆斯等作曲家的交響樂成為網絡小視頻的伴奏；于丹對《論語》的解讀通過《百家講壇》惠及千萬觀眾；孫悟空形象被重塑，構成一條文化產業鏈；中國最早走向世界的動畫片是《鐵扇公主》，1961年《大鬧天宮》出品，《西游記》是中國電視連續劇的成名之作。我國動漫的崛起是2015年發行的《大圣歸來》。前段時間，《黑神話·悟空》再一次受到熱捧。這是經典名著為大眾廣泛消費的典型案例。有人說技術和消費主義觀念在這里具有決定性作用，其實，這是日常生活的勝利。作家藝術作品屈從于大眾消費主義的需求，大眾的生活情趣和訴求徹底碾壓所謂的高雅、經典和陽春白雪，并使其生活化、娛樂化和市場化。只有進入日常生活世界，高雅和經典才能煥發新時代的藝術活力。

《黑神話·悟空》

在19世紀英國作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看來，“文化要求人們通過建立‘健全理智'，來擺脫生存的庸常狀態，從‘普通自我'邁向‘最優秀的自我'”。盡管他是從文化價值的維度來定義文化，但的確把吃米飯這類日常視為“生存的庸常”。從柏拉圖到阿諾德再到利維斯（F.R.Levis）都認為，高雅文化超越了日常生活，并令后者難以企及。兩者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然而，高雅文化并非空中樓閣，終究脫離不開日常生活世界。高雅藝術品同通俗文化一樣，有一定生產過程，需要招攬消費者，進行展示和銷售，這個進入市場的過程必然沾染上世俗的氣息。再說，至高無上的藝術家的衣食住行也必然是日常化的，或者說他們的藝術時間與日常時間畢竟難以完全分開。

不知不覺，日常生活世界正在擴張自己的版圖，進入上層文化領域，并且如火如荼、暢通無阻。“如果我們培養我們的品味并主動接觸那些新奇和有挑戰性的事物，而非被動接受那些一成不變、沒有挑戰性、預先編制好的以及可預測的通俗文化產品這道大餐的話，它就可以充實和擴展我們的日常存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疆域已然無限廣闊，借助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日新月異。日常與非常、上層與下層、高雅與世俗的二元結構正在迅速瓦解，其間屏障部分地被拆卸。故而，民俗學邁向日常生活世界恰逢其時，“培養”和主動“接受”正是民俗學界應該堅持的態度。倘若固守原本的學科立場和范式框框，民俗學便必然被朝氣蓬勃、勢不可擋的民間社會的文化潮流所吞噬、所拋棄。

囿于傳統，民俗學一貫回避反思，總是沉溺于對民俗行為、現象的解讀，以及民俗運作進程的考察。民俗之“民”本身就是“俗”的一部分，對所實施的“俗”缺乏主觀意識。譬如年節習俗，“民”只是一味地“過”，至于為何“過”，年節傳統何以步入現代化進程，“民”全然無知，也無需思考。這直接阻斷了學者與“民”的對話，在大多數情況下，學者們把“民”當作“他者”實屬無奈。民俗置換為日常生活，便可掙脫“民”的窠臼，因為日常生活本身就蘊含選擇、接受、反思及批評的特質。“日常的閱讀、收聽及觀看的習慣既不完全被報紙、電臺以及電視所傳達的內容以及它們傳達的方式所塑造，也不是完全不受之影響。”民眾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主動性、可選擇性及可辨別性是民俗之“民”無可比擬的。盡管民俗學竭力主張以民俗之“民”為考察對象，但由于“俗”不是由“民”定義的，擁有“俗”的民對俗未能執掌應有的話語權，學者的言說便是單邊的，只能替“民”發表觀點。日常生活與之不同，沒有與“民”或大眾捆綁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世界，所有階層的人都擁有發表言論的權力，只不過立場和角度不同而已。“日常生活”稱謂中沒有出現“民”，“民”反而可以自由地與學者、評論家展開對話而不受任何約束。

按照赫勒的觀點，日常生活為“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包括以延續個體的肉體生命為目的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料的獲取與消費活動及其生殖活動，以語言媒介和血緣為基礎的婚喪嫁娶、禮尚往來等個體交往活動，以及伴隨上述日常活動的重復性的日常觀念活動。”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日常”的程度是有差異的，吃米飯與吃月餅皆為重復性實踐，但重復的頻度相差巨大。吃月餅可視為日常生活中的非常。民俗學回歸日常生活世界，應立足于吃米飯之類真正的日常，這樣的回歸或轉型則已然徹底。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馬克思說：“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些東西。”馬克思提及的“吃喝住穿”顯然不只是吃月餅。民俗學研究要實現真正學科意義上的轉型，“創造歷史”，就必須全方位進入“吃喝住穿”這般日常生活世界。

對日常生活的誤解是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問題產生的根由，結合上述內容，以為所有的“吃”都是一樣的，關注到“吃”這類日常行為，便回歸到日常生活世界。但在不同的生活語境中，“吃”的內涵并不一致。表面上，吃月餅有特定的文化意義指向，而吃米飯沒有。倘若落實到具體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吃米飯的文化或社會意義同樣的比較明確。那么，為何民俗學回歸日常生活世界通常只走到吃月餅這一步，而沒有探至生活底部呢？主要還是囿于傳統的民俗觀念，即民俗是文化的、象征的、意識形態的，而非日常的。月餅的名稱、形狀、圖案以及中秋的儀式傳統決定了其“吃”是民俗行為，米飯則失去了這些可供考察的文化要素。說明民俗學對日常生活的把握依舊停留于吃什么，而不是怎么吃方面。按照胡塞爾的說法，吃月餅是被主題化和理念化的生活世界，這正是民俗學一直所致力經營的世界，民俗學者們自覺不自覺地為民俗設計出一套“理念的衣服”。民俗學轉型為日常生活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了擺脫吃月餅這類格式化了的生活行為和現象對吃米飯這類被忽視了的生存必須的日常的排擠和遮蔽，給予吃米飯這類根本性的日常生活學術研究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文章來源：《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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