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遼寧常委，退休月領500塊，晚年竟幫助徒弟搞出國家專利

你要是聽人說，有個當到省委常委的大干部，放著北京的好日子不過，非要一門心思往回跑，回到工廠里去跟油污和機器打交道，最后退休了一個月就拿五百來塊錢，你八成會覺得這人是不是腦子糊涂了。

可這事兒，它就是真的。

這個人，叫尉鳳英。

她這輩子，活脫脫就是一部反著來的人生劇本。

要想看明白她這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咱們得把時間往回倒，倒回1933年的撫順。

那時候的撫順，天都是灰的，空氣里飄著一股子煤渣味兒。

在一間剛刷完油漆，味兒沖得人睜不開眼的破屋里，一個女娃呱呱墜地，哭聲特別響，好像憋著一肚子的委屈。

這就是尉鳳英。

她的童年記憶里，沒啥花里胡哨的顏色，就倆字：黑和餓。

黑是煤灰的黑，餓是肚子里永遠填不飽的餓。

她爹是礦工，那年月這活兒就是拿命換錢。

每天從黑黢黢的礦井里上來，咳出來的痰都是黑色的。

尉鳳英剛記事兒，三歲那年，她爹就在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里沒了，人走了，指甲縫里還嵌著摳不掉的煤渣。

一家的天，就這么塌了。

她娘那年四十一，一個剛強的女人，硬是把天給扛了起來。

白天去給有錢人家洗衣服，一盆水泡到手發白；晚上就著一盞小油燈搓麻繩，一宿下來，指頭上全是血口子。

就這么拼死拼活，換來的也就是幾口混著沙子的高粱米，勉強吊著一家人的命。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她娘咬著牙，把十四歲的大兒子送進了日本人的煤礦。

拿兒子的命，去賭全家人的活路。

尉鳳英和娘倆就擠在那間油漆房里，冬天四面透風，墻上結的冰溜子，就成了她小時候唯一的“冰棍”，沒事就伸舌頭舔兩下，冰牙。

她娘到處撿別人不要的破棉絮，塞進布里頭，給她縫了條棉褲。

那褲子歪歪扭扭，卻是她整個童年里最暖和的東西。

這段日子，就像用燒紅的鐵在心上烙了個印，一輩子都消不掉。

所以她后來一輩子都怕人挨餓，一輩子都覺得能干活、能吃飽飯，就是天底下頂頂好的事。

1948年，沈陽城頭換了王旗，解放了。

工作隊的人敲著鑼在街上喊：“鄉親們，分糧食啦！”

尉鳳英跟著她娘，領回來五斤高粱米。

那米袋子沉甸甸的，她抱在懷里，舍不得撒手，還用臉蛋子使勁去蹭。

米粒粗糙，硌得她臉生疼，可她心里頭，那叫一個踏實。

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她那時候就認準一個死理兒：誰能讓老百姓有飯吃，誰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新中國成立，尉鳳英的人生也見了光。

她進了東北機器制造廠，成了新中國第一批女工人。

從苦水里泡大的人，一旦嘗到點甜頭，那股子勁兒就全使出來了。

她干起活來不要命，好像要把過去幾十年受的苦全都補回來。

廠里人都喊她“拼命三娘”，這不是客氣，是實打實拼出來的名聲。

那個年代，年輕人談情說愛都挺含蓄，覺得會耽誤生產。

可尉鳳英和同廠的技術員盧其昌，愣是把談戀愛談成了搞生產競賽。

倆人約會，不去公園，不去電影院，就待在車間里。

機器聲“咣當咣當”響，說話都得靠吼，可看著對方滿身油污埋頭干活的樣子，比啥甜言蜜語都讓人心里舒坦。

有一次，盧其昌好不容易弄到兩張《白毛女》的電影票，在廠門口從天亮等到天黑。

尉鳳英才滿臉歉意地跑出來，一身機油味兒：“有個齒輪卡住了，剛弄好。”

盧其昌啥也沒說，從懷里掏出個還熱乎的烤紅薯塞給她，扭頭就陪她回車間，幫著把剛修好的機器又檢查了一遍。

1958年元旦，他倆結婚了。

婚禮就在車間辦的。

沒婚紗，沒酒席，幾張桌子一拼，上面擺了兩斤同事們湊錢買的水果糖，就算禮成了。

廠長給他們照了張相，照片上，尉鳳英穿著那身洗不干凈的工服，盧其昌手上的線手套磨得全是窟窿，可倆人笑得比誰都開心。

這張照片，后來被尉鳳英壓在玻璃板底下，看了一輩子。

她對工作，那股勁兒簡直到了癡迷的地步。

懷著孕，肚子一天天大起來，她就找件寬大的工服罩著，照樣在機床前一站一整天。

直到臨產前三天，人直接暈倒在車間里，才被工友們七手八腳抬到醫院。

按規定，產假是56天。

她倒好，剛出月子，歇了30天就跑回了廠里。

孩子咋辦？

她就在車間角落里，用幾個木箱子搭了個簡易的搖籃，把還在襁褓里的孩子放進去。

這邊是機器轟鳴，那邊是嬰兒啼哭，她一邊抽空喂奶，一邊琢磨著怎么改進工具。

法定產假還沒休完，她一個人就完成了252天的工作量，還交上去6項技術革新方案，把效率提了七倍。

就憑著這股子拼勁和實打實的貢獻，尉鳳英的名字越來越響。

1968年，她被選為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常委。

后來，又被調到北京，參與籌備全國婦聯。

從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礦工女兒，一步步走進了人民大會堂，這在別人看來，簡直是鯉魚跳了龍門。

可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尉鳳英卻一天比一天別扭。

她總覺得自個兒像一棵被拔離了土地的莊稼，根懸在半空中，不踏實。

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件，接不完的電話，身邊都是客客氣氣的大干部。

可她一閑下來，耳朵里就老是幻聽，好像還能聽見車間的機器聲。

手上摸不著冰冷的鐵疙瘩和黏糊糊的機油，她心里就發慌。

她不止一次跟身邊的人念叨：“當這個官，整天在屋里轉圈圈，哪有在廠里幫大伙兒解決個難題來得痛快？”

心里這桿秤，從來就沒偏過。

1977年，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她會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高的時候，她干了一件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事：她主動給中央寫報告，申請辭去所有職務，要回沈陽，回她的工廠去。

她說，她的根在工人堆里，她這一身本事，只有在車間里才使得上勁。

1980年，她終于如愿以償，回到了沈陽的工廠。

先是當副廠長，后來又轉崗去當工會主席，一直干到1993年退休。

從省部級干部，一路“降”回基層，這條在外人眼里的“下坡路”，她自己卻走得心安理得，覺得總算回到了正道上。

退休后的尉鳳英，就更像個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了。

一個月五百多塊錢的退休金，她花得精打細算。

有人替她不值，說憑她當年的身份，怎么著也能爭取個更好的待遇。

她聽了就笑，指指墻上掛著的“勞動模范”大獎狀：“我是礦工的閨女，國家給咱發工資，管咱老，就夠意思了，知足吧。”

她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省。

一件白汗衫，領口穿毛了，就翻過來當反面穿。

市里開勞模會，要上臺，她才舍得去布店花二十塊錢扯了塊布，回家踩著老式縫紉機，連夜給自己做了條新褲子。

她最喜歡趕在菜市場快收攤的時候去，撿點人家不要的菜幫子、紅薯梗，回家用大鍋燉得爛糊糊的，吃得特別香。

還跟小輩們說：“這可比我們小時候吃的橡子面強一百倍了。”

可對自己摳，對廠里的事，她卻大方得嚇人。

1998年，她原來的廠子要搞新產品，急需兩千萬貸款，可跑斷了腿也批不下來。

廠長火急火燎地找到她家，她正蹲在樓道里，拿個大盆腌酸菜呢。

聽完廠里的難處，她把手在圍裙上擦了擦，就說了一句：“別急，我去杭州跑一趟。”

她兜里揣著倆涼饅頭，坐著最慢的綠皮火車硬座，一路晃到了杭州。

憑著記憶，找到了當年開會時認識的一位銀行老領導。

人家是大忙人，哪有功夫搭理她。

她也不吭聲，就在銀行大門口一屁股坐下，從早到晚地等，一等就是三天。

人家上班她看著，下班她還看著。

那股子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勁兒，把那位領導給鎮住了。

最后，人家實在沒轍，服了她這老勞模的“磨”功，兩千萬貸款，就這么讓她給“等”來了。

她對帶出來的徒弟，更是把心都掏出來了。

徒弟夏志國剛進廠那會兒，她手把手地教，晚上還把自己家里的臺燈搬到車間，陪著徒弟畫圖紙熬通宵。

2011年，尉鳳英都快八十歲了，聽說夏志國的團隊在攻關一個項目時卡了殼，她揣上一兜子降壓藥，坐了三個鐘頭的車就趕到了試驗基地。

東北的冬天，車間里零下十幾度，鐵家伙摸一下都粘手。

她就那么蹲在冰冷的機器旁邊，戴著老花鏡，用那雙摸了一輩子零件的粗糙的手，一寸一寸地摸索，嘴里嘟囔著：“這個拐角太死，吸力上不來，得改。”

她陪著徒弟們連著熬了兩天兩夜，直到機器成功轉起來那一刻，凍得發紫的臉上才笑開了花。

九十二歲生日那天，徒弟們都來了，圍著她點燃了生日蠟燭。

她看著跳動的火苗，扭頭看了看墻上掛著的母親的黑白照片，小聲念叨：“當年在垃圾堆里撿魚頭吃都算過年了，哪能想到還有今天這好日子。”

吹滅蠟燭，她把蛋糕仔仔細細地分給鄰居家的小孩，自己則伸出手指，把沾在上面的一點奶油，認認真真地舔干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