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深秋的時候,梁思成臥病在床看著紀念碑碑頂方案的草圖。他忽然對助手莫宗江說道:“有人提出要學蘇聯,給碑頂加上一顆五角星,還說這是革命的象征。那我就在想長安街上月光照著紅五星,這算蘇式的浪漫還是中國的氣派?”他說的這話像是自己在嘟囔,又像是對著整個時代發問。當時沒有人能預料到,關于碑頂的這一場爭論,竟然引出了毛澤東那一句批示——“紅星不用加,人民心里有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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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于建筑本體十分執著,這比美學方面的爭論更為根本。因為他經歷過抗日戰爭時期古建筑坍塌的情況,知道空腳的建筑支撐不住歷史的重量。實際上碑頂方面的爭論背后有著更為深刻的路線方面的分歧。雕塑家想要在碑頂樹立群像,讓工農兵的形象處于上方;建筑師主張采用廡殿頂,從唐代的石碑和宋代的塔中尋找靈感。在1953年出現了具有戲劇性的妥協情況:雙方處于僵持狀態的時候,有人提出“先留下平臺,以后再進行完成”,而且還暗暗契合孫中山“革命沒有成功”的遺留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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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這種智慧,比生硬地塞進一個紅星或者雕像更值得去思考琢磨。如同梁思成所說:“好的建筑應當能夠伴隨時代發展而前行,并且還能夠超越所處的時代”。說到毛澤東的相關表態,有一個細節常常被人們所忽略。他批示“紅星不用”的時候,正在對紀念碑浮雕題材的清單進行審定。
或許是這么去想,紀念碑的頂端沒有紅星,卻有著更為永恒的星光。在170多尊浮雕人物當中,存在著真人模特裸露身體擺造型這樣的事情,存在著畫家和雕塑家爭辯時留下的汗跡,還有著十萬市民觀摩并且提出意見時揚起的塵土。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恰好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心中有星辰”的一種詮釋——真正的紀念不在于碑尖的光亮,而在于在人間的煙火氣中傳承下去。那么下次晚上游覽天安門的時候,不妨看看月光是怎么從碑頂流淌過去的。那上面沒有金屬折射的光芒,卻照耀著廣場上每一張抬頭仰望的臉龐。這種溫潤的光芒,或許比任何材質都更接近永恒的意義:不是被賦予象征,而是自己發出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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