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葬禮時，周總理罕見堅持向蘇聯提要求：放我們一個人回國

1953年3月5日晚間，克里姆林宮發來電報稱斯大林離世。那時周恩來正在批改東北工業基地的鋼材調配方案。他推開滿桌的文件，對秘書說道“準備車輛”。凌晨時分中南海西花廳的燈依舊亮著。工作人員聽到總理撥打外交部電話，第一句話是“查探唐鐸的情況”。六個小時之后開始治喪委員會的會議，眾人討論吊唁規格的時候，周恩來忽然打斷說：“借著這個機會要回某一個人——唐鐸”。

這是最后的一個窗口期了。他在葬禮政治當中做這種夾帶“私貨”的事情，和他平常嚴謹的作風不一樣，顯露出一種著急的狀態。實際上唐鐸回國的道路被阻礙了長達二十二年啊。在1931年的時候，他本打算跟留蘇學生團一起回國，恰好碰到“九一八”事變爆發，蘇聯以“保護革命火種”為借口將他扣留。在1948年劉亞樓訪問蘇聯的時候幫他進行周旋，蘇聯國防部打太極說要“等中蘇航空協定落實”。最為接近成功的是在1952年少奇同志參加蘇共十九大的時候，當面得到了馬林科夫的同意，結果半年之后檔案還卡在克格勃“背景審查”那一關。周恩來這一次敢于下猛藥，是因為摸準了新領導層需要中國支持的情況——赫魯曉夫剛剛在主席團會議上提出“集體領導”，而中國代表團是葬禮上唯一有著守靈安排的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

我認為周恩來的談判策略存在精妙的時間差。3月8日他到達莫斯科之后一開始沒有采取行動，等到英法代表團離開才去約見莫洛托夫。那時候蘇共的領導層正在為權力分配而發愁。周恩來在吊唁簿簽字的時候把“中國共產黨”寫成了“同志黨”，赫魯曉夫察覺到了這個小的差異。之后周恩來提出“唐鐸這類專家應該回國支援建設”，蘇方沒有把“技術保密”當作借口了。米高揚私下嘟囔說中國同志挑選的時機好像是算準了他們騰不出手來阻攔人。但是真正讓放行成功的是周恩來運用了“情感綁架”啊。

他前往拜訪唐鐸在蘇聯的岳母的時候，特地帶上產自東北的蜂蜜。并且說著“孩子應該去看看祖父所栽種的棗樹了”，這句話一下子就觸及到了老人內心的柔軟之處。更為絕妙的是，他讓警衛員“不經意地”進行透露：唐鐸的母親在國內已經病重臥床。這種東方式的人情方面的攻勢，比任何政治方面的施壓都要起作用。

后來解密的檔案顯示，蘇共內部的備忘錄上寫著“考慮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實際的批條人赫魯曉夫在角落用鉛筆標注“別為個小人物傷和氣”。唐鐸自己還并不知道這些情況。當時他正帶領學員在薩克斯坦的荒漠中進行試飛，突然接到“即刻移交工作”的命令，還以為會受到處分。直到4月9日看到調令上寫著“奉調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49歲的漢子當場把調令貼在胸口轉了三圈。妻子唐瓦柳在收拾行李的時候發現，丈夫所有的蘇軍勛章都用絨布包著塞在箱底，最上面壓著泛黃的《論語》。那是1920年他赴法勤工儉學時，毛澤東在豆腐胡同9號送給他的臨別禮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的航空事業急切地需要人才，周恩來找人時十分執著。在1953年年初的時候，能夠駕駛噴氣式飛機的中國人數量很少。唐鐸曾經參與過柏林戰役中的空中支援行動，并且還教授過火箭彈對地攻擊的課程。更為關鍵的是他精通蘇系裝備的整個鏈條，從雅克教練機到伊爾強擊機，就連地勤手冊都能夠背誦下來。聽說軍工籌建的時候，陳賡抱怨蘇聯提供的米格 - 15教材就像是天書一樣。周恩來就笑著說“等唐鐸回來當活字典”。后來還真的就應驗了這件事。唐鐸到崗一周之后，就帶領著人們重新編寫出來《航空工程術語中俄對照本》，解決了教材翻譯方面的大問題。但是后面發生的事情卻挺有意思的。

在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的時候，唐鐸運用從蘇軍倉庫搶救出來的德制計算尺，帶著學生手工計算飛機的氣動數據。有一次他在黑板上推導公式時突然停了下來，對學員說：“這個公式是謝爾普霍夫軍校的老師在臨終前塞給他的，當時老師說‘知識沒有國籍之分’”。這種超越意識形態的專業精神，或許就是周恩來盡積極爭搶人才的關鍵所在。

當下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里，唐鐸墓前常常有人放置一架伊爾 - 2模型。一次唐瓦柳前去掃墓看到了，輕聲說道：“他這一生最為驕傲的并非是列寧勛章，而是周恩來所說的‘唐鐸同志，祖國需要你每一份本領’。這句話比任何的悼詞都要恰當。畢竟真正了不起的人不會浪費危機，就算這危機是帶著黑紗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