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一個綿雨初歇的清晨,上海南京路還帶著潮氣,報童用嘶啞的嗓子兜售晚報,頭版赫然印著“麒麟童周信芳再度滿臺開鑼”。就是這張報紙,被十九歲的裘麗琳仔細折好,塞進了鑲銀的手包。對多數銀行家子弟而言,那只是普通廣告;對她,這卻是日后顛覆命運的信號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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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家在虹口開茶葉行,生意盤根于外灘的洋行。父親驟逝后,她繼承了整整兩成股權,賬面收益一年能抵普通公館兩排。富貴滋養出的并非嬌弱,相反,裘麗琳的骨子透著大膽。圣瑪利亞女塾的舞會,她寧可逃課去看梨園,她說那股板胡拉出的韌勁,比法文動詞變化有趣多了。
周信芳的出身卻與她所在的世界隔著黃浦江。梨園子弟,八歲掛角,早年隨班在關中、晉南奔走,靠“麒麟童”藝名闖出名聲。行話里,“角兒”風光,“戲子”卑微,兩字的輕蔑,足夠擊碎任何門第高墻;但這一次,高墻外伸出了一只同樣倔強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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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見到臺下遙不可及的人,裘麗琳在學校策劃慈善義演,籌款對象寫得冠冕堂皇,實則是給麒麟童搭臺。不少教師看得出蹊蹺,卻拿這位長袖善舞的千金毫無辦法。當天觀眾席上,她第一次與周信芳四目相接,戲文唱的是《擊鼓罵曹》,她卻覺得滿臺鑼鼓只剩一個人聲。“信芳先生,若有機會,還請再為本校演出。”她遞過名片,語氣沉穩,不似初次相識。
沒多久,約會搬到龍華塔后的墳場。那片僻靜荒草,是當時唯一不會被熟人撞見的地方。夜風冷到骨縫,兩人對坐墓碑前,燭火搖晃,她突然問:“信芳,你敢帶我走嗎?”周信芳沉默幾息,低聲答:“麗琳,只要你回頭,我就在這兒。”戲文里常聽見花衫一句“敢不敢”,現實里一說出口,便是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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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母的怒火來得猛烈。軟禁、逼婚、收聘禮,一套流程滴水不漏。被堵在閨房第四天的深夜,裘麗琳著睡衣、拖木屐,攜兩名貼身丫頭翻墻而出。蘇州河畔的租界燈光映在水面,幾聲汽笛蓋住了腳步聲。周信芳已經候在車廂里,窗簾半掩,他的嗓音因為焦急有些嘶啞:“快,上車。”車燈劃破夜色,直奔蘇州。
裘家次日翻天。傳聞堂兄裘劍飛帶槍追到滬寧線,搜遍旅舍仍撲空,因為周信芳登記的是“周義”。與此同時,上海三家大報同日刊登律師啟事:若對裘麗琳小姐名譽再行污蔑,將提起訴訟。法律武器第一次站到舊禮教正面,讓追捕偃旗息鼓。
靜悄潛伏一年后,兩人在滬上成婚。沒有鋪張,只有十幾桌素席。成親第一天,周信芳把包銀交給新婦,三分之二被債主攫走,她忍不住落淚。那一夜,她接管全部賬冊,寫下數行規則:包銀按月發至本人、行頭歸戲院外人不得典當、母債不由子還。此后數月,黃包車再沒堵在周家門口要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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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逼近華北,戲班背井離鄉。南京、蕪湖、漢口,票房時好時壞,行頭幾度被押進當鋪。最窘迫那年臘月,裘麗琳帶子女回娘家探望,母親遞來紅紙包,淡淡一句“添嫁妝”。拆開是六萬元存單——這筆錢清了舊債,也讓周家終于有寬敞廂房。
1949年前后,老友一批批去了香港。有人遞來邀請,開出股權、洋樓、劇院席位,條件極優。她卻搖頭:“信芳離不開觀眾,觀眾也離不開他。”第二年中秋,陳毅市長到家中小酌,詢問當初為何拒港,她仍是那句話,只多補一條,“這里才是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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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權重視戲曲,周信芳一下子多了十幾頂職務。有人勸他走仕途,他擺手:“嗓子一天能開腔,官帽就別想著。”裘麗琳明白,丈夫真正的依靠是舞臺,便把事務協調得井井有條,盡量讓他不被外務牽累。上海的票房數據顯示,五十年代初麒派戲碼場場爆滿,這背后有一雙看不見的手維持運轉。
風向驟變在1966年。劇團被迫停演,批斗、抄家隨之而來。1968年8月某夜,裘麗琳被拉上卡車,手腕上還套著那串舊南珠。她在人群中尋找丈夫,卻只聽見一聲短促的“麗琳,保重!”隨后,周信芳被帶往不知名之處。隔日,她高燒昏迷,仍反復呢喃“信芳回來了沒有?”兩年后,生命在狹小病舍終止,享年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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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對夫妻留給后世的,除了傳奇愛情,還有五個各自成名的子女:長子少麟承襲麒派,次子英華在國際餐飲業翻云覆雨,三位女兒一個嫁美商、一個成作家、一個成首位華裔邦女郎。人們驚嘆基因,也常忽略母親的選擇——若當年那趟夜車她猶豫三秒,結果又將如何?歷史沒有假設,但總有人愿意對抗既定劇本,裘麗琳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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