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上海第一名媛，和戲子私奔，生下5個家喻戶曉的名人

1926年10月，一個綿雨初歇的清晨，上海南京路還帶著潮氣，報童用嘶啞的嗓子兜售晚報，頭版赫然印著“麒麟童周信芳再度滿臺開鑼”。就是這張報紙，被十九歲的裘麗琳仔細折好，塞進了鑲銀的手包。對多數銀行家子弟而言，那只是普通廣告；對她，這卻是日后顛覆命運的信號彈。

裘家在虹口開茶葉行，生意盤根于外灘的洋行。父親驟逝后，她繼承了整整兩成股權，賬面收益一年能抵普通公館兩排。富貴滋養出的并非嬌弱，相反，裘麗琳的骨子透著大膽。圣瑪利亞女塾的舞會，她寧可逃課去看梨園，她說那股板胡拉出的韌勁，比法文動詞變化有趣多了。

周信芳的出身卻與她所在的世界隔著黃浦江。梨園子弟，八歲掛角，早年隨班在關中、晉南奔走，靠“麒麟童”藝名闖出名聲。行話里，“角兒”風光，“戲子”卑微，兩字的輕蔑，足夠擊碎任何門第高墻；但這一次，高墻外伸出了一只同樣倔強的手。

為了見到臺下遙不可及的人，裘麗琳在學校策劃慈善義演，籌款對象寫得冠冕堂皇，實則是給麒麟童搭臺。不少教師看得出蹊蹺，卻拿這位長袖善舞的千金毫無辦法。當天觀眾席上，她第一次與周信芳四目相接，戲文唱的是《擊鼓罵曹》，她卻覺得滿臺鑼鼓只剩一個人聲。“信芳先生，若有機會，還請再為本校演出。”她遞過名片，語氣沉穩，不似初次相識。

沒多久，約會搬到龍華塔后的墳場。那片僻靜荒草，是當時唯一不會被熟人撞見的地方。夜風冷到骨縫，兩人對坐墓碑前，燭火搖晃，她突然問：“信芳，你敢帶我走嗎？”周信芳沉默幾息，低聲答：“麗琳，只要你回頭，我就在這兒。”戲文里常聽見花衫一句“敢不敢”，現實里一說出口，便是生死。

裘母的怒火來得猛烈。軟禁、逼婚、收聘禮，一套流程滴水不漏。被堵在閨房第四天的深夜，裘麗琳著睡衣、拖木屐，攜兩名貼身丫頭翻墻而出。蘇州河畔的租界燈光映在水面，幾聲汽笛蓋住了腳步聲。周信芳已經候在車廂里，窗簾半掩，他的嗓音因為焦急有些嘶啞：“快，上車。”車燈劃破夜色，直奔蘇州。

裘家次日翻天。傳聞堂兄裘劍飛帶槍追到滬寧線，搜遍旅舍仍撲空，因為周信芳登記的是“周義”。與此同時，上海三家大報同日刊登律師啟事：若對裘麗琳小姐名譽再行污蔑，將提起訴訟。法律武器第一次站到舊禮教正面，讓追捕偃旗息鼓。

靜悄潛伏一年后，兩人在滬上成婚。沒有鋪張，只有十幾桌素席。成親第一天，周信芳把包銀交給新婦，三分之二被債主攫走，她忍不住落淚。那一夜，她接管全部賬冊，寫下數行規則：包銀按月發至本人、行頭歸戲院外人不得典當、母債不由子還。此后數月，黃包車再沒堵在周家門口要賬。

戰火逼近華北，戲班背井離鄉。南京、蕪湖、漢口，票房時好時壞，行頭幾度被押進當鋪。最窘迫那年臘月，裘麗琳帶子女回娘家探望，母親遞來紅紙包，淡淡一句“添嫁妝”。拆開是六萬元存單——這筆錢清了舊債，也讓周家終于有寬敞廂房。

1949年前后，老友一批批去了香港。有人遞來邀請，開出股權、洋樓、劇院席位，條件極優。她卻搖頭：“信芳離不開觀眾，觀眾也離不開他。”第二年中秋，陳毅市長到家中小酌，詢問當初為何拒港，她仍是那句話，只多補一條，“這里才是戲根。”

新政權重視戲曲，周信芳一下子多了十幾頂職務。有人勸他走仕途，他擺手：“嗓子一天能開腔，官帽就別想著。”裘麗琳明白，丈夫真正的依靠是舞臺，便把事務協調得井井有條，盡量讓他不被外務牽累。上海的票房數據顯示，五十年代初麒派戲碼場場爆滿，這背后有一雙看不見的手維持運轉。

風向驟變在1966年。劇團被迫停演，批斗、抄家隨之而來。1968年8月某夜，裘麗琳被拉上卡車，手腕上還套著那串舊南珠。她在人群中尋找丈夫，卻只聽見一聲短促的“麗琳，保重！”隨后，周信芳被帶往不知名之處。隔日，她高燒昏迷，仍反復呢喃“信芳回來了沒有？”兩年后，生命在狹小病舍終止，享年六十一。

這一對夫妻留給后世的，除了傳奇愛情，還有五個各自成名的子女：長子少麟承襲麒派，次子英華在國際餐飲業翻云覆雨，三位女兒一個嫁美商、一個成作家、一個成首位華裔邦女郎。人們驚嘆基因，也常忽略母親的選擇——若當年那趟夜車她猶豫三秒，結果又將如何？歷史沒有假設，但總有人愿意對抗既定劇本，裘麗琳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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