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登高遠望，毛主席：井岡山和當年大不一樣

1965年5月22日傍晚，幾輛越野車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駛進茨坪。發動機的轟鳴剛停，已72歲的毛主席拄著竹杖下車，他沒有急著進賓館，而是抬頭望向群山。身旁的警衛輕聲提醒夜色將臨，他揮手答道：“先呼吸口井岡的風，老朋友了。”

汽車燈光掃過山坡，映出一片新修的梯田。三十多年前，井岡山的糧倉只是幾片紅米田，如今水渠縱橫。毛主席饒有興致地問地方干部：“畝產能有多少？”對方回報數字，他點點頭，低聲說：“山高，但人心更高。”

夜里，井岡山小鎮的電燈亮得透亮。汪東興按照事先定下的伙食標準，把四碟小菜送到主席房間。盤子里有嫩竹筍。毛主席夾了一筷，笑道：“這味道沒變。”他又問：“紅米還有嗎？”服務員回答儲量充足。毛主席示意今后午餐添一碗紅米飯，“嘴里要記著苦日子。”

第二天清晨，云霧剛散，毛主席執意步行登黃洋界。同行的醫療組備了擔架，他擺手拒絕。坡陡，石臺階還帶露水。走到半山，他停下腳步，對隨行者指著山口說：“1928年那陣，守軍不到一個營，子彈也寥寥，卻把兩省敵軍頂在外面，這口氣值錢。”一句話，喘息間仍透出自豪。

黃洋界舊炮仍在。炮身銹跡斑斑，卻被刷出一道紅線標注裂縫。毛主席俯身拍了拍炮身，似乎在摸一位老戰友。隨后他隨口講起當年那“炮聲隆”的來龍去脈：“前兩發啞了，不算失誤，沒有前兩發加熱炮膛，第三發也響不起來。”聽者會心——辯證法并不抽象，它就藏在炮鋼的溫度里。

午后返回賓館，他站在陽臺，俯瞰新鎮街道。水泥路筆直，商鋪林立，游客手持相機。毛主席凝視良久，說出那句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話：“井岡山和當年大不一樣。”聲音平淡，卻擲地有聲。對面山上的松樹在風里沙沙作響，像是在應和。

時間往回撥到1927年10月。秋風里，年輕的工農革命軍穿行湘贛邊大山。隊伍前頭，34歲的毛澤東與參謀長何長工商量去向。信使宋任窮遞來的那封江西省委指示，把寧岡三字擺到案頭。毛澤東對地名生疏，連問數聲：“寧岡在哪里？”宋任窮索性鋪開山川走向，一口氣說出井岡山的地形、人情。帳篷里的馬燈搖晃，紙面映出山脈的輪廓，也映出新路線的雛形。

然而山中本有袁文才的農民武裝，生性多疑。收到毛澤東求見的信，他回絕：“片林不棲大鵬。”毛澤東不惱，回信奉上一百條鋼槍。槍在那個年代分量極重，袁文才見禮重，疑云散。雙方一握手，井岡山根據地的雛形就此成型。小小送信人宋任窮后來回憶：那天鞭炮響，鮮血滴在迎客豬羊上，雜糅著山風味道，難忘。

打仗苦、傷病苦、生活苦，三座大山曾壓得人喘不過氣。每支槍平均只有三發子彈。沖鋒兩發，追擊留一發，粟裕回憶時依舊皺眉。藥品缺乏更揪心，碗片當刀片，竹簽當鑷子。紅十一師師長張子清腳底的那顆子彈，終究沒能取出。生活上，紅米先光，南瓜填肚。老百姓看見紅軍自己種瓜，嘟囔“哪有當兵種菜的”，可也正因此，他們放下戒心，把糧食偷偷塞進軍被里。

1930年挑糧上山，三十里崎嶇，一趟百來斤。朱德肩上的扁擔兩頭彎，戰士們看見軍長與自己一樣沾泥滿袖，士氣自生。毛澤東也加入挑擔行列，行走間哼著山歌。有人夸他步子穩，他擺擺扁擔：“井岡山的路就在肩上。”

一九四九年以后，毛主席一直想回去看一看。這一次成行，他既是探親，也是體檢革命土壤的溫度。每到一處，他都追問民生：小學有多少，電站幾口，社員年收入幾元。干部遞上統計表，他讓對方先說口頭，再看紙面，防止只見數字不見人。

黃昏，井岡山賓館的燈漸次熄滅，只剩樓道一盞壁燈。毛主席讓工作人員聚在客廳，他抽著煙，不讓記錄，只讓大家“聽個老故事”。他說，井岡精神要留，留在人心，而不是留在展柜。說罷，抖落煙灰，抬腕看表，示意散會。幾位年輕隨員走出門，還沉在話里。

離開的前一晚，山風大。毛主席依舊站在陽臺。警衛請他回房，他只是答：“聽風。”那陣風穿過杉林，帶來夜鳥啼聲，也帶來三十多年前火光和號角的回聲。第二天車隊下山，主席無意再作停留。他輕輕揮手，看著后視鏡里群峰起伏，嘴里念一句湘贛方言：“山還是這山，人已非昔人。”

井岡山在歷史中只是小小一隅，卻曾為中國革命提供關鍵坐標。三十八年后毛主席重返，無需豪言，他的全部感慨都凝在一句“當年大不一樣”。不同，正是奮斗換來的注腳；更好，則要免于忘本。井岡舊址如今已成景區，但那根扁擔、那碗紅米、那條挑糧的山路，仍在靜靜提醒后來者：路難，卻總有人先去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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