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左宗棠的“賭命一戰”：若輸了，今天的西北可能不屬于中國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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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秦隴者，天下之脊也。”這是明末清初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里的斷言，像一把重錘砸在華夏文明的戰略地圖上。

陜甘不是邊陲，而是中原王朝的脊梁骨：西接新疆、北連蒙古、南控川蜀，既是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也是抵御外部勢力滲透的第一道屏障。若這根脊梁斷了，華夏疆域會被攔腰截斷，新疆將淪為英俄的殖民地，中原腹地也會暴露在列強的鐵蹄之下。

而19世紀的晚清，恰恰走到了斷脊的懸崖邊上，在關鍵時候是左宗棠站了出來，最終收復了新疆，可是在收復新疆之前的陜甘戰役，是這場華夏保衛戰的地基。

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清陜甘之戰的分量～

陜甘內部的亂局

陜甘的動蕩，本質是積怨百年的民族矛盾，在晚清的治理失序中被點燃。

早在清初，陜甘就是回漢雜居的核心區——陜西的西安、渭南，甘肅的河州（今臨夏）、固原，回村與漢村犬牙交錯，靠鄉約維持表面平衡。

但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一根導火索炸碎了這種平衡：陜西渭南的漢族團練（地方武裝）以回人通匪為名，血洗了多個回村；而回人則集結起來反抗，很快蔓延成全省性的沖突。

《方略》卷13-20記錄的陜西戰事，“村堡半成焦土”、“民多流亡”等等，西安周邊的麥田里，尸骸堆積如丘，麥熟無人收割。

更要命的是，沖突很快從仇殺變成了割據：甘肅的馬化龍（金積堡）、馬占鰲（河州）、白彥虎（肅州）等勢力先后崛起，他們占城邑、收賦稅、鑄兵器，把甘肅分割成一個個獨立王國。

比如馬化龍的金積堡，控制了寧夏平原的水利命脈，擁兵數萬，糧可支三年，儼然是西北的土皇帝。白彥虎則帶著部眾一路西逃，沿途燒殺，連左宗棠都罵他比匪還毒，這些割據勢力不是反抗壓迫，是在趁亂裂土稱王。

到1866年左宗棠入陜前，陜甘的慘狀已經超出了人間煉獄的范疇：

陜西人口從1300萬銳減到900萬（《陜西通志稿》），西安城的乞丐盈街塞巷，每日餓死者數十人；甘肅的河州、肅州一帶，百里不見人煙，白骨露于野，連湘軍士兵進入都要結伴而行，怕踩碎地上的骷髏。

最致命的是經濟崩潰：西北本是中原的糧馬基地，此時農田全毀，西安的糧價從每石1000文漲到18000文（相當于現在的10倍），連清軍都要靠吃糠餅度日，當土地無法種糧、百姓無法存活，西北已經成了文明的真空。

如果說內部亂局是內傷，那英俄的滲透就是捅刀子，他們要的不是利益，是徹底切斷華夏與西北的聯系。

1865年，英國支持的浩罕汗國軍閥阿古柏，帶著3000騎兵入侵新疆，不到5年就占領了喀什噶爾、和田、烏魯木齊等重鎮，還成立了哲德沙爾汗國（意即七城之國）。

俄國則趁火打劫，1871年出兵占領伊犁，美其名曰代為管理，實則想永久吞并。

而陜甘的混亂，正好給了英俄鎖死西北的機會，陜甘是內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河西走廊），如果陜甘亂了，內地的軍隊、糧餉根本運不到新疆。

反之，若陜甘平定，新疆就能接收到中原的輸血。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曾公然叫囂：只要陜甘亂下去，新疆早晚是英國的囊中之物。俄國人更直接，他們在伊犁修鐵路、派官員，把那里打造成俄國的東方堡壘。

最危險的從來不是敵人，是自己人的投降主義。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面臨海防與塞防的兩難：一邊是日本在東南沿海的挑釁（1874年日本侵臺），一邊是西北的無底洞。朝堂上的海防派以李鴻章為代表，拋出了著名的放棄論：

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收復新疆，徒增朝廷負擔，不如棄之，專守海防。

這句話差點要了西北的命——如果按這個邏輯，陜甘也可以棄，因為它是通往化外之地的通道；而放棄陜甘，等于把中原的后背賣給了俄國人。

就在這時候，左宗棠拍著棺材板（后來抬棺西征的伏筆）說了那句震醒朝廷的話：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陜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所以，1866年，左宗棠奉命西征時，面對的是這樣一幅圖景：陜甘境內，十幾個割據勢力占山為王，連縣城都控制在土皇帝手里；新疆的阿古柏、俄國的軍隊，正等著陜甘亂到崩潰；朝廷里的放棄派，天天彈劾他浪費軍餉。

就連他帶的湖湘子弟，大多是剛從太平天國戰場下來的老兵，有的連西北的風沙都沒見過。

這就是陜甘之戰的底色：它是漢人在近代最清醒的一次文化自覺，我們要守的不是一塊土地，是華夏文明的生存空間。

如果陜甘丟了，新疆丟了，蒙古丟了，華夏就會從大一統王朝變成中原王朝，徹底淪為列強砧板上的肉；而如果守住陜甘，就能把斷裂的脊梁重新接起來，讓華夏文明重新獲得向西北延伸的能力。

左宗棠的滅賊公式

面對陜甘的亂局，左宗棠沒搞一擁而上的閃電戰，他從湖南帶來的，是一套被后世總結為先穩后打、先籌后戰、剿撫并用、深耕固本的滅賊公式。用他自己的話說：剿賊如治重病，得先養元氣，再下猛藥；急著開刀，只會讓病人死得更快。

第一場硬仗：金積堡之戰

金積堡（今寧夏吳忠）是馬化龍的老巢，也是陜甘亂局的心臟。這個地方有多難啃？《左宗棠年譜》里寫得直白：金積堡周圍三百余寨，堡墻高三丈、厚兩丈，外挖兩丈深壕，內通地道；馬化龍擁兵數萬，存糧三年，連黃河渡口都被他占了——相當于把寧夏平原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

左宗棠打金積堡，用的是斷其筋脈，圍而不攻的死磕戰術：
1869年秋，他派湘軍悍將劉松山率部從陜西綏德出發，繞到金積堡背后，先拿下黃河邊上的青銅峽渡口，這一步直接掐斷了馬化龍從蒙古買糧的通道。

接著，劉松山開始啃外圍：每拿下一個寨堡，就用土坯加固成湘軍的據點，像剝洋蔥一樣慢慢壓縮馬化龍的生存空間。

馬化龍急了，派精銳出城反擊，結果被湘軍的排槍陣（裝備了從上海洋行買的來復槍）打回，冷兵器對熱兵器，根本沒有勝算。但真正的轉折點，是1870年2月：劉松山在攻打金積堡外圍的馬五寨時，被流彈擊中陣亡。

劉松山是左宗棠的左臂右膀（曾跟著他平太平天國），消息傳來，湘軍士氣大挫，連朝廷都有人建議撤兵回陜。但左宗棠咬著牙說：金積堡是寧夏的命門，撤一步，整個西北就得再亂十年。

他立刻讓劉松山的侄子劉錦棠接任，這個26歲的年輕人，后來成了收復新疆的急先鋒。

劉錦棠比他的叔叔更狠：他把金積堡的壕溝挖得更寬，把外圍寨堡拆得更徹底，甚至派士兵在金積堡周邊種小麥，意思很明確：我就耗著你，看誰先餓死。

1871年1月，馬化龍終于撐不住了：金積堡里人相食的記載開始出現在湘軍戰報里。他光著腳、捧著印信，跪在劉錦棠營前投降。但左宗棠沒留他，因為馬化龍之前曾詐降殺過湘軍招撫官員。

最終，馬化龍被凌遲處死，金積堡的防御工事被徹底拆毀，變成了農田。

這場仗打了近兩年，湘軍陣亡近萬人，但換來了寧夏平原的重生，后來收復新疆的軍糧，有三分之一來自這里。

第二場硬仗：河州之戰

河州（今甘肅臨夏）是回漢雜居的核心區，馬占鰲的勢力盤根錯節。跟馬化龍的割據不同，馬占鰲是宗教領袖，靠鄉約和教規控制回眾，用左宗棠的話說：打河州，不能硬來，不然回漢矛盾會越結越深。

他的策略是先撫后剿，以撫為主：
1872年，左宗棠先派馮邦棟去河州招撫，帶的條件很優厚：只要解散部眾，朝廷準予保獎鎮將等官。但馬占鰲拒絕了，他覺得自己有山地優勢：河州周圍都是祁連山余脈，湘軍的洋槍在山地里不好用。

左宗棠笑了：“那我就用山地戰術收拾你”。他派湘軍分成兩路：一路從蘭州沿洮河而上，一路從定西翻越小積石山，兩路大軍像兩把鉗子，夾住了河州的咽喉。馬占鰲果然上當，帶著兩萬多人在太子寺（今臨夏廣河）設伏，想全殲湘軍先頭部隊。

這場伏擊戰打得非常慘烈：湘軍前鋒營被回眾包圍，戰至深夜，尸骸堆滿山道。但馬占鰲沒想到，左宗棠早留了后手。

另一支湘軍從背后包抄，把他的部眾反包圍了。站在山上往下看，馬占鰲發現湘軍的旗幟漫山遍野，突然說了句：左公的兵，不是我能惹的。

第二天，馬占鰲帶著兒子馬安良，捧著自己的佩刀，跪在左宗棠的大營前投降。左宗棠親自扶他起來，說了句掏心窩子的話：“我打你，不是要滅回人，是要讓回人和漢人一起活，你要是能幫我穩住河州，比殺我還強。”

后來的結果證明，左宗棠的撫是對的：馬占鰲投降后，主動解散了部眾，還幫湘軍招撫了河州周邊的回寨；左宗棠讓他擔任河州鎮總兵，允許回人保留宗教習俗，河州的回漢矛盾，從此也慢慢緩和了，直到今天仍是回漢和諧共居的典范。

第三場硬仗：肅州之戰

肅州（今甘肅酒泉）是河西走廊的西大門，也是白彥虎的最后據點。白彥虎跟馬化龍、馬占鰲都不一樣：他是流寇，不占城、不屯糧，走到哪搶到哪，連回人都罵他白閻王。

左宗棠打肅州，用的是圍堵結合、趕盡殺絕，因為白彥虎是亂源，留著他，河西走廊永遠不得安寧。

1872年春，左宗棠派徐占彪率部包圍肅州，同時讓劉錦棠從金積堡趕來增援，兩支湘軍把肅州圍得水泄不通。白彥虎想跑，可東、西、南三門都被封死，只剩北門通沙漠，但左宗棠早派蒙古騎兵埋伏在那。

這場圍城戰打了整整一年：肅州城墻是黃土加糯米汁砌的，湘軍的大炮轟上去只留個淺坑；白彥虎的部眾在城墻上澆開水、扔滾木，湘軍爬城的士兵每上去十個，能活一個就算運氣（徐占彪給左宗棠的信）。

1873年10月，左宗棠親自趕到肅州前線——他帶來了兩門克虜伯大炮（從德國買的，能打三公里）。當大炮轟開肅州城墻之后，他們發現白彥虎早就逃了。

城破后，左宗棠下了道命令：頭目一律斬首，普通民眾愿意留的留、愿意走的給路費，但不許帶武器。《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記載，當天湘軍在城門口設了粥棚，給逃出來的回人發糧食，連老人孩子都沒落下。

肅州的平定，標志著陜甘之戰的結束，從1866年到1873年，左宗棠用7年時間，終于把陜甘的亂局摁了下去。更關鍵的是：河西走廊打通了，從西安到新疆的通道重新掌握在朝廷手里，新疆的阿古柏沒了外援，俄國人分裂蒙古的計劃也泡了湯。

為什么說陜甘之戰，是華夏重回世界之巔的起點？

這場打了7年的仗，從來不是平亂的終點，而是華夏文明在近代沉淪期的重啟鍵。它之所以能被稱為帶領華夏重回世界之巔，不是因為打勝了幾場硬仗，而是它用最硬核的方式，解決了兩個讓中國差點萬劫不復的問題：

首先，它守住了華夏文明的戰略命門，避免了中國淪為小中原

19世紀的世界，是地緣政治的屠宰場，列強瓜分殖民地的邏輯，就是切斷大國的戰略縱深。比如英國殖民印度，先拆碎印度的土邦；俄國吞并中亞，先切斷草原民族與中原的聯系。

而中國的戰略命門，恰恰在西北：陜甘是中原連接新疆、蒙古的咽喉，丟了陜甘，就等于把中國的后背賣給了俄國人，把新疆變成飛地。

對比同時期的印度：英國用分而治之把印度拆成幾百個土邦，最終徹底殖民；而中國因為守住了陜甘，保留了大一統的地緣基礎。

如果陜甘丟了，新疆必然淪為英俄的殖民地，蒙古會被俄國分裂，中國會從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國變成中原漢地的小王朝，再也沒有對抗列強的本錢。

其次是它重建了文明秩序，讓西北從化外之地變回華夏之根

陜甘之戰的深層目標，從來不是殺人，而是重建文明的秩序——把亂局中的西北，重新拉回華夏文明的軌道里。

左宗棠在陜甘做的慢功夫，比打仗更關鍵：他興水利、辦實業又重教育。這些慢功夫，本質上是用華夏文明的秩序基因，替換了陜甘的亂局基因。

這種秩序的重建，比平亂更有力量：它讓西北的百姓重新認同華夏，讓回漢民族重新回到同屬一國的框架里，當西北從要分裂的地區變成要建設的地區，華夏文明就有了向西北擴張的能力，而不是被西北拖垮。

老達子說

很多人說陜甘之戰帶領華夏重回世界之巔，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它守住了華夏重回世界之巔的可能性。

19世紀的中國，像一艘漏水的船：東南有日本的軍艦，西南有英國的鴉片，西北有俄國人的騎兵。陜甘之戰，就是堵上了西北的漏洞，讓船不再下沉，讓我們有機會修補其他漏洞。

感謝左宗棠，感謝每一個守護華夏文明的英雄！

凡我領土，皆要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