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跟浦安修離婚了嗎？

直接回答標題提的問題，沒有，彭德懷跟浦安修沒有進行法律意義上離婚，但直到1978年12月彭獲徹底平反，得到中央全面、公正的評價和恢復名譽前，彭、浦這對二十多年的夫妻跟形同陌路無異。

1962年，憤憤不平的彭德懷上“八萬言書”為自己辯解，結果是又成焦點，遭猛烈批判。而這，也摧毀了他的妻子浦安修的精神世界。那樣的政治高壓，讓浦安修感到了絕望，她選擇離婚“劃清界限”來擺脫這一切。

浦安修把離婚報告遞到工作單位黨委，但始終沒有跟彭德懷提這事的勇氣，最后她找到彭的侄女彭梅魁交底。彭德懷從侄女處聽到這驚天霹靂般的消息，雙目緊閉，沉默半響后才用嘶啞的聲音說：“我的問題沒有結束，她的壓力太大了，離就離吧，這也是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這條路。”

婚姻走到這一步，彭德懷還溫柔地對待浦安修，為不在場的浦安修找理由解釋。

據彭德懷的養女左太北講述，彭在家里從不大聲說話，對浦安修向來百依百順，在59年廬山會議前從沒聽說這老兩口為某件事或有什么不同意見出現爭執，家里非常溫馨和諧。

左太北還說，自己對伯母浦安修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會做家務，平時吃飯都是警衛員用一個大木盒子打飯回來吃。浦安修唯一一次做飯，是用高壓鍋連米帶菜一起煮的菜飯。具體好不好吃，沒人知道，總之后來她再沒下過廚房了。不過彭德懷滿臉微笑，一個勁地稱贊好吃好吃。

雖說要離婚了，但不可能就一面不見結束了吧。一個周末下午，彭梅魁陪著浦安修來到吳家花園做最后告別，彭德懷也請來患難知己楊獻珍見證。楊獻珍是堅決反對他們離婚的，但事情走到這一步，他也不好再說什么。

原本楊獻珍打定主意少說話，甚至是不說話，但是一個意外讓他焦急萬分，不說話不行。

見面后，不想離的彭德懷沒說什么，只是挑了個大大的梨，用刀切成兩半，將一半梨遞給浦安修說：“我同意離婚，但不吃梨，因為我內心里是不愿意分手的。安修，你要是堅信我彭德懷是個無辜受害者，你就不要吃梨。如果你有丁點懷疑我是個反字號人物，就請痛痛快快地吃掉屬于你的那半個梨，從此我們一刀兩斷。”

中國自古以來，夫妻之間都忌諱分梨吃，因梨的諧音是離，分梨即分離。浦安修聽到彭德懷的話，又看到送到面前的梨，頓時淚流滿面。猶豫片刻，她選擇拿梨吃下。一旁的楊獻珍試圖阻止，急言道：“安修，不要吃梨！不要吃！”

浦安修最后還是把這半梨吃下，邊吃邊哭，最后說：“你們的話在撕咬著我的心，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場面了。”楊獻珍愕然，沒再說一句話。從沒在浦安修面前動過粗的彭德懷，難過地抓起自己那半邊梨，猛地往地上一摔。

浦安修不敢看彭德懷，低著頭哽咽道：“老彭，我對不起你，請你以后保重。”彭看了看她，快步走開了。從此兩人雖見過面，但沒再說過一句話。見面也不是兩人主動的，而是66年后被抓去同場批斗。從62年到66年，整整4年時間，雙方沒有一點往來，見面也沒有。

說回離婚報告，由于事涉彭德懷，浦安修工作單位的黨委不敢批，于是轉來轉去經過楊尚昆，轉到周總理，最后轉到鄧小平處。鄧看了看說：“我從來不管別人的家務事。”因此，彭德懷和浦安修在法律意義上是沒有離婚的。

關于兩人走到形同陌路這一步，其實早有苗頭，或者說是注定了的。首先，浦安修跟彭德懷1938年結婚時，20歲的浦參加過學生運動、婦女救國會、在校期間入了黨，但并沒有從事過那種艱苦的革命工作，她跟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毛主席的夫人賀子珍、賀龍的夫人薛明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康克清、賀子珍不消多說，井岡山的老革命，從長征走過來；薛明沒有這些經歷，但在天津做過秘密交通工作，抗戰全面爆發后還帶著一支青年婦女抗日宣傳隊，全國各地跑。她們的革命意志是浦安修這樣沒經歷過那種風雨的人所不具備的。

彭德懷59年廬山會議后經歷的一切，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遇到過，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處境更加糟糕，但盡管毛、賀二人日常吵鬧不斷，但分開離婚什么的卻是半點跡象沒有。賀子珍安安靜靜地給毛主席當秘書、帶孩子。

在59年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和浦安修沒經歷過這樣的政治風暴，或者說出現了也沒有影響浦，所以兩人一直很好。

在廬山上被批判后，就已經有兩人婚姻即將破裂的各種明顯跡象。出了這檔子事，浦安修經常痛哭，她深知彭德懷不是那樣的壞人，但還是忍不住埋怨：“你是管軍事的，為什么要去管經濟方面的事情呢？這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呵！你為什么要寫那封信呢？不寫不行嗎？”有時彭德懷也會好好解釋，有時候也會生氣地大聲說話：“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彭德懷決定舍去自己的工作職務，當老百姓下地勞動生產，浦安修繼續工作吧。一天，彭德懷說：“你替我到尚昆同志那里說說，我沒有工作了，我請求盡快給我找一個能勞動的地方，搬出中南海，實踐我對毛主席的保證：勞動生產，自食其力，還可以一邊讀點書。”浦安修又流淚了：“你自己去吧。”彭又急又無奈地解釋：“現在，哪兒我也不能去，這你還不明白嗎？”

從中南海離開時，浦安修陪著彭德懷，但沒過多久浦因工作地離吳家花園過遠等緣故，搬到距工作地更近的地方住，越到后面越少回吳家花園了。發展到后面，兩人的交流全靠侄女彭梅魁帶信。一次彭德懷苦澀地對侄女說：“唉，你伯母怕成了這個樣子呀。”

1962年多了個“里通外國”的罪名后，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找到彭德懷質問道：“‘里通外國’是怎么一回事？”彭怎么解釋都不管用，嗓門越來越大；而浦安修也失去常態，咆哮起來。

后來再一次見面，彭德懷意識到自己情緒失控，安慰浦安修：“都是我連累了你，請你原諒。你很單純，對黨內的事情不清楚，還是不知道為好。”再之后，就是執意要離婚了。

浦安修到底怕到什么程度呢？據彭梅魁回憶錄講述，一次她發現伯伯彭德懷下地受傷、身體不好，就寫信給浦安修，請她幫忙勸一下，浦回信婉言拒絕。彭梅魁還說，她每次代伯伯彭德懷去看望浦安修，浦每次都在哭，還說”你伯伯這事株連九族”。

彭梅魁對此什么態度呢，她只說了一句：“聽之任之，管它呢。你也不要著急，著急也解決不了問題。”彭梅魁的想法很簡單，她相信伯伯不是壞人，沒有伯伯就沒有自己。

彭德懷獲平反后，中央為其舉行追悼會，浦安修到醫院向楊獻珍哭訴：“彭德懷是對的，他堅決不吃分手梨的決定對極了！而我，則吃錯了分手梨！”

1988年浦安修乳腺癌二次復發，有人到醫院探望，試探性地問她為什么跟彭德懷離婚，她臉色剎那間變慘白，雙手顫抖，淚如雨下。

浦安修確實是在彭德懷最困難的時候選擇了離婚并離開，但這也給她的后半生帶去常人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跟彭德懷離婚并離開，能怪浦安修嗎？她只是個脆弱的普通女性，她承受不了那些痛苦，直到去世前跟人講起，她說自己忘不了廬山會議和那十年的恐懼感。

其實浦安修只是在遇到連綿不絕的危機，束手無策時在婚姻中做出的正常選擇。外人無可指摘。她雖然對彭德懷做出那樣的事，可她該受的苦、該遭的罪一點沒少。試看那么多老革命在政治風暴中都難以自持、處變不驚，何況她這樣一個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