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中的人道之光

以少數經費，歷無數艱險，稍盡綿薄

電影《南京照相館》通過“吉祥照相館”，揭開了南京大屠殺的冰山一角，令觀者淚目。而在當年彌漫的腥風血雨中，還有一群紅十字人，默默堅守在人道救援的第一線，同樣令人難忘。

逆境中的堅守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后，迅速集結兵力，兵分三路進逼國民政府首都南京。12月13日，日軍攻克南京，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30萬無辜同胞慘遭殺戮，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

面對血腥風暴，中國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救護人員大都奉命護送傷兵撤退武漢，12月3日新成立的“第二救護總隊”（屬于軍隊系統）擔負起“城防救護事宜”，城陷之后不復成隊。另有蘇州紅十字救護隊20余人在隊長蔣雄率領下于11月30日徒步到達南京，參與“第二救護總隊”的城防救護，“此時所有重要命令的傳達，傷兵過江的護送，都是由他們不避艱險地負責擔任的”。12月12日，蘇州紅十字救護隊護送數百名傷兵過江后，由于“情形混亂，他們能否安然轉回，則不得其詳了”。

難能可貴的是，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以下簡稱南京分會）義不容辭地擔負起救護職責。

淪陷前，南京有兩處紅十字分會：一處在貧兒院，一處位于下關靜海寺11號（后遷至靜海寺9號）。按照規定，“一地不能有兩個分會”，故“下關分會遂于1937年秋改稱‘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辦事處’，城內分會于南京淪陷前遷往重慶”。南京淪陷后，下關“南京分會辦事處”，即以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名義開展活動，郭子章、陸伯衡、張少泉等80余位會員和志愿者在日軍瘋狂暴行的白色恐怖下，救傷、掩埋、濟困、助學，不遺余力。

“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

的重要成員

上海淪陷后不久，“考慮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發敵對行動這一情況”，為了保證南京難民們的安全，留駐南京的丹麥、德國、英國和美國等外籍人士，受到“難民之父”饒家駒神甫“與其同志在上海南市設立難民區所獲之成功”的啟發，決定在南京設立類似的安全區域。

1937年12月12日，日軍兵臨城下，南京危在旦夕，充滿愛心的外籍人士“決定立即組織一個國際紅十字會”，并“呈請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及中國紅十字會，分別予以承認”，同時致函日本使館參贊福田,懇請日本當局準許委員會進行人道救援工作并給予保護。

盡管未能得到日本方面的認可，12月13日，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仍然宣告成立，美國圣公會牧師約翰·馬吉為主席，南京分會會長李春南（又譯為李春楠、李健南）為副主席，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長及教育系主任美國人明妮·魏特琳（中文名華群），德商西門子洋行南京辦事處主任約翰·拉貝等12人為委員，旨在開展傷兵救護與難民救助工作。李春南出任副主席，意味著南京分會對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人道救援工作給予積極協助與配合，這是責無旁貸的。

開辦粥廠賑濟難民

淪陷后，南京——這座六朝古都遭受滅頂之災，難民奔走逃亡，流離失所，掙扎于生死的邊緣。為救助難民，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在安全區內的交通部舊樓、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學、金陵大學附中、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等處設立20處難民收容所。與此同時，南京分會在寧海路25號、平倉巷6號設立兩處收容所，收容婦孺難民，并于12月13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開設施粥廠，“供收容所難民之用”，為此南京分會“雇傭了22個廚師以及許多伙夫”，煮粥施粥。

粥廠開辦當天早上，魏特琳女士及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根據難民們到校園來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樓發送早飯”，一直忙到10時30分方才結束。

施粥每日兩次，“一次自上午八時起至十時止，一次自下午三時起至五時止”，難民倘若“能付得起錢，一碗飯交三個銅錢；如果他們確實沒錢而且經過核實，就發給他們一個紅色標牌，可以免費就餐”。

施粥廠的開設，為無家可歸的難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據報道，每到施粥時，難民云集，排隊領粥，“每日領粥人數最多時曾至八千余人”。至1938年6月18日南京分會將施粥廠移交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自行辦理時，“領粥人數共計八十六萬四千零二十口，米煤用費約二萬元，員工開支及一切設備共計二千一百元”。

施醫送藥掩埋尸骸

大屠殺中，南京下關一帶為“受兵災最慘之地，故難民染病者實無力就醫”，南京分會于是在下關設立施診送藥所一處，分會理事郭子章任所長。施診送藥所內分內科、外科，內科系用中醫中藥，外科則用西醫西藥，“每日就診者內科以腸胃病居多數，外科則十九為皮膚病，因全系因難民環境不良，不知注重衛生所致。唯南京在事變之后，藥物原料非常缺乏”。南京分會想方設法，破解“有醫無藥”難題，盡心竭力守護難民健康。

南京屠城，舉世震驚，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掩埋遺尸，以慰亡靈，義不容辭。

南京淪陷前，南京分會就在會員中發起“募集施（棺）材運動”，要求“每一會員請求捐助一具，募集結果，共得九百六十具”。南京淪陷后，尸骸隨處可見，急需棺木安葬，所募棺材陸續施出，因“此項施材，系預先由募集而來，故本分會未曾費去分文”。

下關沿江及和平門一帶“尸首更多”，南京分會組織掩埋隊，在方傳臺、臧竹榮、方立功等帶領下，強忍著淚水，把罹難同胞的尸骸歸葬。下關沿江江面上，浮尸漂流，掩埋隊隨時打撈掩埋。“此項掩埋伕役系由本分會所收容難民充任，僅供食宿，不付工金，故本分會在此六閱月內，僅付出伙食、雜支費數百元而已”。

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底，據南京分會報告，半年中共掩埋軍民尸體22371具，“此項尸體多數系掘土掩埋，用棺木者只有數百具，現仍在下關沿江岸一帶撈取上游漂來浮尸，隨時加以掩埋”。

義學義渡揚起生活風帆

戰火紛飛，血腥彌漫，哀嚎遍野，“小學教育驟行停頓，致令一般兒童就學無方，坐令荒廢寶貴光陰，殊為可惜，而尤以下關為甚”。幸存下來的難童求學無門，終日無所事事，惶恐不安，南京分會“為補救起見，舉辦下關義務小學一所”，陸伯衡擔任校長，陳云程、李起風等為教員。開辦義學不僅在于學習文化課，更重要的是為那些死里逃生的難童提供一處心靈港灣，讓他們能夠走出陰霾，揚起生活的風帆。

義務小學起初只有一間教室，最多只能容納50名學生，但當時實際要求入學難童逾百人，南京分會工作人員不辭勞苦，四處尋覓新校舍，“以備擴充學額至一百五十名”，使“一般失學兒童，能重聆弦歌，不致如目前之終日奔馳街衢中也”。

南京淪陷，日軍到處殺人放火，原在下關、浦口間的義渡船只“早不知漂流何所，致一般難民渡江往返非常困難”。為解決難民受滯困境，南京分會于是“辦理義渡”，劉炘、茅錦章負責，“在下關與浦口間設搖船擺渡，難民無錢則免費渡江”。

總之，南京分會在南京淪陷后，在無法取得總會支持的情況下，在陰森恐怖的險惡環境中，對戰爭受害者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救助，如史書記載所說，南京分會“以少數經費（從未向外捐募分文——原注），歷無數艱險，幸賴本分會員共八十余人之精神（誠）團結，對于京市方面之難民救濟工作，遂能稍盡綿薄”。他們的人道行動，為這一時期中國紅十字會抗戰救護留下光彩奪目的一頁，成為照亮黑暗的人道之光。

來源：《博愛》 圖片：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