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開槍自殺，舉世悲痛（除了日本）

（原創 我是艾公子 最愛歷史 ）

南京大屠殺慘案88周年祭。

城墻記得每一道裂縫曾怎樣被鮮血浸透，石頭記得所有的呼救在寒風中凝固的形態。

江水仍在流淌。

有些苦難刻進了民族的骨血。

但是。

在國內，一些年輕人曾經質疑歷史紀念的意義，嚷著“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

在國際，幾乎人人都知道二戰中猶太人被血洗的歷史，但很少人知道作為同等悲劇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從家國痛史到世界記憶，南京大屠殺被廣泛認知是最近十幾二十年的事。這中間，有一個外柔內剛的女子，值得每個中國人銘記：

張純如！

她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世界，讓西方社會仿佛在一夜之間重新發現了南京大屠殺，讓這段慘痛的過往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歷史。

沒有她，世界或許不會記住南京大屠殺：

此刻，你就是歷史的瞳孔。

看著，

記著，

帶著全部的疼痛，與尊嚴。

▲張純如和她的書《南京大屠殺》。

要論關系，張純如和南京大屠殺其實隔得很遠。

她是在美國出生成長的第二代華人。1968年，當她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那場慘案已經過去了30年。

在遙遠的美國，她對于中國的歷史記憶，全部來自父輩、祖輩的講述。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也是如此。

1994年，張純如參觀了在洛杉磯舉辦的一場小眾的南京大屠殺圖片展。

那些被蹂躪后慘遭殺害的女性，扭曲的身體，那些被斬首的男人，刀鋒落下時，頭還沒掉落的瞬間，極大地沖擊了她的內心。

父輩和祖輩講述的遙遠歷史，突然變得如此真實可怕。

更讓她感到真實可怕的是，這段堪比奧斯維辛慘案的歷史，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幾乎是一片空白。

在那一刻，張純如決心寫一本書，告訴全世界，1937年的南京發生了什么。

但當她真正進入這段黑暗歷史的時候，她才慢慢明白，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么。

▲張純如在檔案館查閱史料。

張純如花費大量的時間，在美國的檔案館閱讀史料。

那些史料來自1937年身在南京的美國人的一手記錄，有大學教授的書信、傳教士的日記、新聞記者的報道和圖片等等。它們靜靜地在檔案館里躺了半個世紀，幾乎無人翻閱過。

閱讀那些真相，讓張純如苦痛萬分。

她經常淚流滿面，有時氣得發抖，有時感到快要窒息。

南京大屠殺的慘絕人寰，使得任何心智健全的人，在面對這段歷史時，內心都必須承受極大的壓力。

盡管像是隔了大半個世紀的陳年舊賬，但南京大屠殺史料閱讀起來仍像一部人類酷刑百科全書：

砍頭、活焚、活埋、在糞池中溺淹、挖心、分尸、在肉體上澆硫酸、用軍犬咬死、先奸后殺、剖腹取胎、割乳房、割生殖器、用刺刀捅入陰戶、強迫受害者當眾亂倫、日軍奸淫妻子逼令丈夫觀看……

張純如后來說，在寫作《南京大屠殺》期間，每天都接觸到大量的日軍暴行歷史文檔，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創傷，常患失眠和憂郁，掉了很多頭發，成書時體重銳減。

1995年夏天，張純如只身來到南京，進行了長達20多天的實地調研和采訪。

在南京期間，她一遍遍重訪當年慘案發生的遺址，對幸存者進行口述和攝像。

她無數次讓自己沉浸到當年的情境之中。

她說：“南京大屠殺是南京這座城市一道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它深沉而痛楚，多年來一直隱藏著南京居民被壓抑的恐懼和仇恨。”

▲張純如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前留影。

當年陪同張純如在南京調研采訪的楊夏鳴教授，后來回憶說，張純如有著強烈的正義感和對大屠殺幸存者所表現出的深深的同情。

張純如采訪過的大多數大屠殺幸存者，居住條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她感到震驚和難過。她發自內心說，她想去學法律，將來代表這些人與日本打官司，爭取賠償。

每次采訪結束時，她都給幸存者留下一些錢。

兩年后，1997年，張純如的書《南京大屠殺》在美國出版。

寫作的過程，對她是一種漫長的煎熬，為了鼓勵自己寫下去，她在書房內抬頭可見的地方貼上日軍大屠殺的照片。

但實際上，張純如完全可以不觸碰這么“負能量”的題材。她出身良好，父母均為美國名校理工專業教授。她自己極具寫作天賦，正當大好年華，寫作計劃已獲得基金會的資助。

她真的沒有義務犧牲自己的精神狀態，來操作這樣一部沉痛的書稿。

如果說有，那就是她作為一個歷史寫作者的良心與責任感，在推動她作出這個決絕的決定。

她說過：“每個人都會死兩次——一次是肉身的死亡，一次是在他人記憶中的消失。當故事就此失傳時，我忍不住流淚。”

當她重新遇到這段被世界遺忘的痛史，那些已經死過一次的遇難者，她決心“將這些遇難者從遺忘中拯救出來，替那些喑啞無言者呼號”。

忘記大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她不忍見30萬遇難者再死一次。

▲張純如（左三）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左二）合影。

幸運的是，她的書成功了，她的努力沒有白費。

《南京大屠殺》甫一出版，就成為當年的暢銷書，連續三個月攀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之后被譯成15種語言，暢銷全世界，除了日本。

不僅如此，張純如還連續不斷就南京大屠殺慘案在媒體上發表輿論，教育西方人，使得這一長期被遺忘的歷史慘案變得廣為人知。

她的書引起美國白宮的關注，白宮專門購進數冊，供領導人閱讀。

隨后，美國國會在1998年通過一項譴責案，要求日本認真反省歷史。

在美國華人和猶太人的聚集地加州，當地議會同年做出了修改有關教科書條款的決議，要求加州地區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增加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內容。

歷史學大家章開沅說，在讓英語世界國民愿意去了解南京大屠殺這點上，我們三個教授（指唐德剛、吳天威和章開沅）加起來也不如一個小姑娘。

而“小姑娘”張純如在寫完《南京大屠殺》后，終于給自己、給歷史一個交代：

也許現在，這些故事再也不會被忘記。

這一年，她還不到30歲。

▲張純如生前影像。

張純如的書，讓全世界陷入反思與自責：為什么幾十年來，世界輿論對這一慘絕人寰的事件如此漠然，甚至忘卻？

只有日本的反應是暴跳如雷。

長期以來，南京大屠殺之所以不被世人廣泛知曉，除了因為大部分受害者對過去選擇沉默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對這一事件的態度。

張純如在書中說，直到她寫作的1997年，“日本作為一個國家仍然試圖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把他們埋在地下，而是將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遺忘的歷史角落”。

現在，張純如讓這一事件在全世界傳播，一直致力于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右翼首先坐不住了。

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1998年4月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大肆攻擊張純如的書，說這是一本“歪曲歷史的書”。他還運用日本右翼分子的所謂“研究成果”來否定張純如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右翼分子眼中，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政府耍的花招，中國策劃了這場世界規模的情報戰和思想戰，目的是要將日本驅逐出國際社會。

日本越是掩飾南京大屠殺，張純如就越要揭開他們的蓋子。她之后多次參加關于日本侵華的紀念活動，并在許多場合公開發表演說，反擊日本右翼的荒謬言論，向世人傳遞歷史的真相。

她成長為一個維護歷史真相的斗士。她對日本人面對歷史的態度，深感失望與傷悲：

我凝視過幸存者的雙眼，傾聽過他們的故事，說他們的故事是編造的，真令人難以置信。正是這種扭曲的思想，導致了大屠殺的發生。日本人應該去聽聽他們自己軍人的話，看看這些幸存者的雙眼。

與此同時，她不斷接到威脅電話，甚至收到日本右翼勢力寄來的子彈。

“我不想讓那么多人的生命從此灰飛煙滅，所以我寫了這本書。真正困擾我的是日本的強硬勢力，他們想讓這段歷史消失，這是對遇難者的侮辱。”她說。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圖源：攝圖網

同為發動二戰的軸心國，日本與德國在戰后的反思，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早在1970年，在華沙，時任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起義紀念碑”的臺階上下跪。

其實，希特勒當政期間，勃蘭特本人的政治態度是反納粹的，二戰后，他本可以自豪地撇清歷史責任。但他沒有這么做，他代表他所屬的整個德意志民族，向曾經被野蠻屠殺的猶太民族，下跪致歉，全面賠償。這也使得德國人在戰后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諒解。

日本在戰后也積極反思，但他們從不反思戰爭的前十年，僅僅反思最后的四年：為什么會莫名其妙偷襲珍珠港，為什么當年會蠢到與美國為敵，為什么那樣的不自量力以致戰敗收場？

戰后，日本人滿腦子想的，都是他們認為必勝的這場戰爭沒有打贏，他們想要構建的大東亞共榮圈沒有形成，他們想要稱霸亞洲的意圖最終破滅。

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戰后反思。

為戰敗反思和為罪惡反思，根本就是兩回事，但日本人毫不掩飾他們對前者的癡迷，對后者的無視。

對此，張純如尤其憤怒。無論在書中，還是在公開演講中，她都一再強調，日本只有通過正視歷史，才能夠與本民族過去的恐怖行為一刀兩斷。

張純如曾與日本駐美大使在電視上公開辯論，她厲聲質問日本人為什么至今不敢明確承認南京大屠殺并做出認真的道歉。她說：

由于日本侵略中國，有1900萬至3500萬中國人死亡，日本還強迫數以萬計的韓國婦女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婦女充當日本軍隊的性奴隸，這些事實在美國鮮為人知。這些戰爭罪行在中國人民以及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傷痕。中國人民對日本從未向中國做過明確和真誠的道歉一事實深感痛苦。我認為，真誠道歉不是一個人或政府在壓力下所做的不情愿的道歉，真正的道歉是從內心深處感到他必須這么做。

張純如深知，在特殊的時代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一個國家和政府，總能夠將貌似合理卻又有悖人性的危險觀念兜售給它的國民，即便是天性善良的青少年，也很容易被塑造成高效的殺人機器和冷酷的戰爭狂魔。

人類文明，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脆弱不堪。

通過南京大屠殺慘案，張純如一次次探究人性之淵：

回顧人類的千年歷史，有一點非常清楚，那就是戰爭期間的殘忍暴行并非一個種族或是一種文化的獨有現象。文明的外表似乎過于單薄，人們能夠很容易地將其撕去，特別是在戰爭的壓力下更是如此。

▲張純如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

而如今，我們回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與現狀，不僅要一再感嘆人類文明的脆弱如紙，而且會嚴重質疑正義公道、好人好報、惡有惡報等樸素的真理是否存在。

這一些讓人絕望的念頭，張純如沒有寫出來。但我相信她生前，內心肯定一次次被它們碾壓過。

卷入南京大屠殺慘案中的人，命運讓人壓抑。

在日本，大多數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老兵，終其一生未曾懺悔。有個別良心發現者，站了出來，結果成為日本全民公敵。

東史郎曾參與南京大屠殺，1946年作為戰俘被遣返回日本，40年后，他公開了他的《陣中日記》，以親身經歷揭露南京大屠殺等侵華日軍暴行。晚年，他曾七次來到中國謝罪。

然而，一個懺悔贖罪的靈魂，在日本顯得那么的孤獨。他持續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騷擾、恐嚇和威脅。在他日記中出現的其他老兵，向法院起訴東史郎侵犯其名譽，東史郎連連遭遇敗訴。

在中國，正如張純如所見，絕大多數大屠殺幸存者余生凄涼，痛苦度日，無論身體還是精神，均飽受摧殘，很多人生不如死。

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之后，正義沒有得到充分伸張，大屠殺幸存者長期處于失語與失憶的氛圍中。尤其是女性幸存者，她們明明是戰爭的受害者，余生卻經歷了犯罪感、羞辱感與自我厭惡感的交疊折磨。

許多幸存者陷入了深度的自責與孤獨當中。他們為失去親人而內疚，為自己“偷生”而內疚，為目睹了暴力與仇恨卻無能為力而內疚，為沒有自殺而內疚。這種心理創傷，終生無法治愈。

當那些曾肆意蹂躪中國人的日本老兵，享受著日本政府的軍隊養老金和其他津貼時，成千上萬的大屠殺幸存者卻默默忍受著貧困、屈辱的生活，長期承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

在德國，曾在南京大屠殺中挽救了無數中國人生命的納粹黨員拉貝，因為談論和宣傳日軍南京暴行，回國后遭到兩名蓋世太保的逮捕和審訊。

好不容易熬到二戰結束，他又因為納粹的背景，再次遭到逮捕和審訊，卷入曠日持久的“非納粹化”運動，被打入另冊。在這期間，他一家擠住在一間小屋子里，忍受著饑餓和寒冷。他的精神幾乎崩潰，他在日記里寫道：“在南京，對于數十萬人來說，我是菩薩，可在這里，我是賤民，是無家可歸的人。”

個體在歷史面前，如此不堪。張純如是《拉貝日記》重見天日的關鍵人，她對拉貝的遭遇肯定刻骨銘心。

在美國，1941年5月14日，曾被避難的南京女性當作“活菩薩”的魏特琳，在家中關閉了門窗，打開廚房的煤氣，自殺了。這一天，距離她離開中國正好一周年。

由于長期面對日本士兵的糾纏，目睹太多喪失人倫的慘案，魏特琳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在友人的極力勸說下，1940年5月14日，她從南京回國治病。

誰知道，她終究無法躲過夢魘，選擇在離開中國一周年這個特殊的日子，結束自己的生命。

張純如說過，她最崇拜的人，正是魏特琳。她曾無數次閱讀魏特琳的日記，讀到淚流滿面，渾身產生痙攣性反應。

可誰又知道，2004年11月9日，年僅36歲的張純如，選擇了與魏特琳一樣的歸宿。

她獨自開車到郊外，坐在車內，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時，距她完成《南京大屠殺》7年左右，而她正在撰寫一本關于日軍虐待戰俘的新書。

跟魏特琳一樣，在接觸南京大屠殺之后，張純如患有嚴重的抑郁癥。她在遺書中寫道：

在過去的幾周里，我一直在為生或死的決定而糾結……我之所以這樣做，因為我太軟弱，無法承受未來那些痛苦和煩惱的歲月。每一次呼吸都變得更加困難……就好像正在溺斃于汪洋大海之中。

美國《僑報》在悼念張純如的文章中說：

她想撐起整個的天空，但她的戰場無涯，敵人難數，而她個人的體力精力有限，當到達心理負荷極限時，她犧牲了自己。

天公不語，歷史殘酷。

唯有熱淚奠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