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捅出百億大窟窿，古特雷斯走投無路，對中國等發出“催款單”

聯合國預算缺口高達230億美元，各國會費到賬率僅6成多，創下近10年最低紀錄。在這場全球治理的“生死時速”中，美國的缺席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國兩年時間拖欠超過15億美元會費，占據聯合國核心預算的近一半，導致運轉幾近癱瘓。這時候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會議上發出絕望呼吁，直言全球人道主義救援體系“資源幾乎枯竭”，向中國等履約國家拋出緊急“催款單”。

那么問題來了，聯合國怎么就突然沒錢了？美國又為何“不交錢”？中國是否會接過接力棒？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手中的算盤怎么撥也撥不平。230億美元，這個天價缺口不僅是財務報表上的尷尬赤字，更是為全球幾千萬甚至上億最脆弱生命敲響的喪鐘。

在蘇丹達爾富爾，250萬人原本指望的避難所資金鏈斷裂。在加沙走廊，維持呼吸機運轉的燃料供應岌岌可危。哪怕是索馬里或阿富汗，原本就不多的援助更是如杯水車薪。明年全球8700萬最脆弱的人群，他們的命就懸在這些遲遲未到的匯款單上。

為了讓組織不至于當場停擺，聯合國甚至被迫揮刀自宮，在2025年預算草案尚未落定前，就已經擬定了一份極其慘烈的裁員名單：一口氣砍掉2681個工作崗位，裁員比例高達18.8%。連核心支出都被迫壓縮了15%。

這種為了活命而“割肉”的行為，暴露出這套全球治理體系已經脆弱到了何種地步。

而導致這一切近乎崩盤的源頭，并非不可抗力的天災，而是一場人為制造的“斷供”風暴。美國，這個二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搭建者，正在親手抽走地基中最關鍵的那塊磚。

如果是兩年前，沒人會相信局面會崩壞得如此徹底。回溯到2020年，美國還是中央應急基金的頭號“金主”，單年掏出6.24億美元，一度占據了資金池總額的五分之一以上。那時候，多邊機制至少在賬面上還維系著體面。

但風向的轉變來得劇烈而決絕，到了2024年，這股現金流突然斷崖式枯竭。華盛頓方面不僅在當年應繳的7.09億美元賬單上玩起了失蹤，連同2025年高達8.77億美元的份額也一并賴掉。兩年時間，超過15.86億美元的巨額欠款，直接吞噬了聯合國核心預算的近乎一半。

這不僅是“有沒有錢”的問題，更是一種“想不想給”的政治姿態。美國國內的財政確實出了大亂子，36萬億美元的國債，光是每年的利息開支就達到了驚人的1.1萬億美元，這筆利息甚至超過了他們引以為傲的國防預算。

一個連自己家利息都快還不上的超級大國，顯然已經沒有心情去管千里之外的難民是否有飯吃。但更深層的原因在于邏輯的異化。從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乃至延伸至今，“美國優先”的理念像病毒一樣植入了對外援助的每一個環節。

援助不再是基于人道主義的義務，而是被高度政治化的籌碼。凡是經過評估認定“不符合美國利益”的項目，哪怕能救命，資金也會被瞬間凍結。美國人不僅自己關上了錢閘，這種做法還在盟友圈里引發了災難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既然帶頭的大哥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賴賬，剩下的小兄弟們自然也不愿意當冤大頭。曾經緊隨美國之后的一眾西方盟友，如今也紛紛捂緊了錢袋子。一個原本依靠幾十個國家共同支撐的資金池，在今年竟然只剩下了寥寥23個捐助國，這一數字直接跌穿了2015年以來的最低點。

原本龐大的協作網絡瞬間坍塌，留下的只有一個滿目瘡痍的空殼。誰也不敢先掏錢，生怕填不滿無底洞還要背鍋，這種“集體行動的困境”讓聯合國的處境極其尷尬——大國一旦選擇“躺平”，整個體系連最基本的運轉都難以為繼。

就在這棟大樓快要被賬單壓垮的時候，中國的表現非常有反差，這種反差不僅僅體現在數字上，更體現在對待承諾的態度上。

盡管面臨著不小的經濟下行壓力，盡管自身區域發展還不平衡，人均收入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中國依然在2024年全額付清了當年的會費，甚至在2025年10月底，一次性將6.85億美元的款項打入賬戶，這一舉動實際上讓中國成為了當前最可靠的第一大出資國。

與此同步的還有俄羅斯，哪怕背著西方制裁的沉重枷鎖，面臨著暴漲五倍的財政赤字，依然趕在12月10日前繳清了7200萬美元。在資金連貫性和執行力上，這些新興力量成為了風雨飄搖中的壓艙石。

古特雷斯自然對這種雪中送炭表示感激，但這并不意味著“東方大國”就是來給美國收拾爛攤子的。這里面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紅線：誰造成的窟窿，誰負責，不存在無底線的“接盤”。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極其清醒且強硬。

230億美元的缺口也好，美國留下的15億欠條也罷，這些賬目背后的責任不能錯位。聯合國的基石是“權責對等”，既然美國享受了美元霸權的紅利，坐擁現有國際秩序的最大解釋權，那就必須承擔相應的維護成本。

如果這時候中國毫無保留地把美國留下的坑全填了，不僅是在縱容這種任性的賴賬行為，更是在打破國際規則的平衡。

中國雖然不斷加大投入，承諾按時履約，但也聯合了43個發展中國家，成立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組”。這個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高調亮相的新機制，也表明了既然舊有的“靠西方盈余維持”的模式已經破產，那么我們就需要一套不再依賴霸權興衰的新規則。

在這套新構想中，權利和義務需要重新談判。比如，對于那些長期欠費還要指手畫腳的國家，是否應該暫停其投票權？會費的分攤是否應該更加側重于“按能力繳費”原則的實質落地？這種聲音不僅僅是對美國財政耍賴的反擊，更是全球南方國家的一次集體覺醒。

這場危機實際上是一次昂貴的“試錯”。它用2681名員工的飯碗和數千萬難民的生計，證明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將全球幾十億人的安全網寄托在少數西方國家的財政施舍或政治心情上，是多么不可靠。

美國這幾年的反復橫跳——從最大的捐助國變臉為最大的欠款國——不僅是一個大國信譽的破產，更標志著那個由單一霸權主導資源分配的時代正在終結。但是聯合國未來的出路，絕不在于中國或俄羅斯去湊齊那幾百億美金。

填上一筆錢容易，但如果制度不改，下一次危機來臨時，依然會有人因為華盛頓國會山的一紙否決而失去生命。世界不需要一個新的“金主”去討好舊的體系，世界需要的是一套讓所有人都能說得上話、且不再被某個大國肆意綁架的新方案。

所以，當古特雷斯拿著賬本向世界“求救”時，他等待的或許不應該僅僅是一張支票，而是一場關于如何徹底終結這種“乞討式治理”的嚴肅對話。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誰出錢、誰話事、誰負責”的邏輯閉環，聯合國這個機構也許也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而中國所堅持的，正是拒絕用道德綁架來掩蓋制度的失靈，拒絕用人命去為大國的冷漠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