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兒子付不起女兒學費，當磚窯工人，毛主席：可以適當照顧

1953年3月，長江面上春意初動。毛主席登上“長江”艦檢查水陸聯運，船剛駛近安慶河段，他忽然指著遠處起伏的獨秀山追問：“那邊山名可是因陳獨秀而來？”一句話，把船舷上的隨行干部問得張口結舌，也把一段幾乎被塵封的往事推回了眾人眼前。 傅大章很快反應過來，低聲介紹山名淵源，又提及陳獨秀遺孤陳松年的近況——在窯廠做重活，一家人日子緊巴到女兒學費都湊不齊。毛主席聽完，沉默良久，僅留下簡短一句囑托：“可以適當照顧。”話語輕，卻改變了一戶人家的命運。

將時間撥回兩年前的冬季。安慶近郊的磚窯里，昏黃油燈投下大片影子，一個五十來歲的工人揮錘碎土，棉衣破舊，袖口的泥漿結痂般干硬。工友們只知他姓陳，脾氣溫和，干活從不喊累，卻不知他的父親曾是中共早期領袖。那人就是陳松年。

1913年，三歲的陳松年在堂屋外被抓捕袁世凱密探追逐，慌亂中一頭栽進鄰家水缸；也是那一年，陳獨秀因為“反袁”奔走各地。缺席的父親給兒子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不斷搬遷與常年空著的矮方桌。

1932年冬，陳獨秀因撰文抨擊國民黨，被關進南京模范監獄。探監時，陳松年隔著鐵柵喊父親，聲音低到近乎呢喃，怕惹事，也怕父親聽不清。陳獨秀淡淡回了一句：“好好活。”這簡單的三個字，后來成為陳松年撐過無數困厄的精神支點。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提前釋放政治犯。陳獨秀出獄時，兩手空空，只能投宿在陳松年狹窄的租屋。父子相依，日子清苦，但爭取到一線親情，相互都顯得心安。 1942年，陳獨秀病逝于江津。葬禮非常簡陋，連棺木都是鄰里臨時拼湊的薄杉木。陳松年把墓碑署名“陳乾生”，這是父親早年筆名，他想用這個辦法躲過特務的注意。

解放后局勢穩定，可貧窮仍像銹斑附在生活表面。陳松年和妻子靠教書糊口，四個孩子學費疊加，每到開學就得拆東墻補西墻。大女兒高中畢業表示退學，母親硬撐著說：“勒緊褲腰帶也得讀。” 妻子后來為了補貼家用，去鐵路工地抬枕木，又夜里糊火柴盒。過度勞累使她染上肺病，咳血不止，兩個月便撒手。喪妻、欠費、孤兒，三座大山疊在陳松年肩上。無奈之下，他進磚窯做最重的拉坯工，一天兩頓紅薯就算伙食。

毛主席那句“適當照顧”傳到安徽省委，緊接著的通知有兩項：追認陳延年、陳喬年為烈士，發給陳松年一次補助三十元。別小看這三十元，正好頂一學期費用。陳松年拿到補貼，反復撫摸烈士證書，眼圈通紅卻一句話也說不出。

1958年，大煉鋼鐵號角震耳欲聾，磚窯火候比往年兇猛。陳松年仍在生產第一線，只是身份有了變化——省文史館臨時研究員，夜間查閱父輩手稿，白天幫工友出力。他曾向熟識的干部感慨：“主席記得我父親的功，也算給孩子們指了條光路。”

1976年清明，古稀之年的陳松年回安慶祭父，草木葳蕤，墳冢竟已淹沒在雜樹間。當地老農拉他一把，指出一塊殘破土丘：“在那兒。”幾個月后，他向政府申請整修墓園；批示很快下達，預算一次到位。他親筆擬碑文，用“子松年泣立”四字落款，筆鋒極穩，卻暈出大片淚痕。

1979年10月，新碑完工。次年，他被正式調入安徽省文史館，每月有固定津貼，家里再也沒有為學費煩心。四個子女三個大學畢業、一名中專分配到醫院。有人問他此生遺憾何在，他沉默片刻，只用一句老話作答：“欠賬總算還清了。”

1990年夏，陳松年病逝，終年八十。整理遺物時，子女發現那張三十元補助的收據，他在背面寫了行小字，字跡已淡： “國家記得我父，便也記得我。”

距離毛主席那聲叮囑，整整過去了三十七年。陳家墳塋旁，新鋪的水泥路亮得刺眼，行人匆匆。有人駐足讀碑，卻鮮有人知道，從磚窯到文史館的苦旅，靠的是一份執拗的信念——好好活，然后把學費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