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結束，商人盧緒章向周總理提出去延安被拒，大哭：我真沒想到

【1945年9月，重慶的一間幽暗茶館】“周副主席，我想去延安，您一定得批準！”盧緒章壓低嗓音，雙眼通紅。

勝利的鑼鼓剛停歇，城市里到處是“抗戰萬歲”的標語，國民黨高官和西裝革履的商人們忙著慶功、忙著分蛋糕。而在熱鬧的街道盡頭，盧緒章悄悄遞上寫好的申請，請求脫離潛伏身份，返回延安。他以為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卻被周恩來搖頭拒絕。

倒回到1937年，盧緒章還是上海法租界里一名低調的布匹批發商，誰也想不到他會和地下黨扯上關系。盧緒章并不是熱血青年那一型，相反，他精于算盤、擅長談判，典型“生意場老狐貍”。正因為這樣，上海黨組織才看上了他——“需要的就是你這種能在泥淖里打滾，卻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凈凈的人。”劉曉的話，盧緒章記了一輩子。

1939年初，南方局組建，周恩來正為交通線、人脈鏈發愁。劉曉推薦：“讓廣大華行頂上來。”于是，一家原本做布料出口的公司，搖身變為秘密經濟樞紐。誰來操盤？只能是盧緒章。他面上是“盧老板”，暗里卻要幫黨募集經費、護送情報、掩護干部。

身份越厚，偽裝越重。為了鞏固華行的體量，盧緒章必須在國民黨高層混個臉熟。蔣家管家、宋美齡身邊的航空委員會、陳果夫、孔令侃……這些名字后來成為史書里的權勢符號，卻全被盧緒章當作生意伙伴。他借他們的飛機倒賣黃金，又用他們的配額換來外匯，三年間為黨組織攢下近四百萬美元，這筆錢撐住了很多前線的槍炮。

周恩來對他的要求極刻薄：“裝到底，連太太也別說。”盧緒章接了令，從此演起“資本家”。晚上去紅巖匯報，凌晨才能爬回家。妻子毛梅影問：“你深更半夜去哪兒？”他只能笑：“朋友請客。”越解釋越可疑，夫妻矛盾一點點發酵，他卻沒有半句真話能說。

有意思的是，國民黨內部對這位“盧少將參議”推杯換盞，極盡奉承；重慶街口的地下黨員卻對他指指點點：“那人投機得很。”兩面不是人，是潛伏者的宿命。

1942年前后，廣大華行的資金暴漲到二十萬法幣，隨后又換成三十萬美元。賬面光鮮，可盧緒章的壓力肉眼可見。表面風光越盛，他與同志的距離越遠，與敵人的杯盞羹箸卻越來越近，心理落差難以言說。

他對自己也狠。長子讀五年級那年，被送到郊外寄宿，環境艱苦到晚上結冰。孩子哭訴飯菜難以下咽，盧緒章板著臉說：“學費我交，但別指望父親有一天把公司留給你。”周圍人直搖頭：這老板真摳門，誰知道他是在用另一種方式保護孩子不被卷進漩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盧緒章在公司里開香檳，心里卻打鼓：是不是終于可以脫身？他飛抵重慶，幾經周折約到周恩來。“我想回延安，站到前臺去。”他說這話時甚至帶著一絲激動。

周恩來沉默片刻，緩緩回答：“正因為勝利，我們更需要一雙在迷霧里伸出去的手。你的網已經織好，現在抽走，洞就露出來了。”話說到這份上，盧緒章眼前一黑，淚水奪眶而出：“我真沒想到，原以為戲可以散場！”

場面有些尷尬。周恩來端起茶盞輕輕放下，語氣放緩：“你不回延安，也不是白忙。將來解放上海、接管經濟，我們還得靠廣大華行的航道。”

盧緒章懂了，卻依舊難受：“天天和殺同志的家伙把酒言歡，我憋得快瘋了！”

周恩來嘆息：“你是被釘在那里的釘子，拔早了，新木板就要漏風。”隨后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是一串新暗號，以及幾筆最新轉賬指令——戰爭雖止，斗爭未歇。

離開茶館時，街頭鞭炮聲不斷，重慶人在慶祝，盧緒章沒有心思。回到家，他第一次主動提出讓妻子辭職：“家里需要你。”妻子訝然，他卻不做解釋。其實他擔心，一旦自己的身份暴露，連累得最深的就是枕邊人。

潛伏工作并非永遠無名。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跨過長江，上海解放前夜，周恩來發來加急電：“配合進城部隊維持金融秩序。”這一次，盧緒章終于不用再演資本家，而是以“市金融顧問”的公開身份出現在大光明電影院的臨時指揮所。守住外匯、穩定票據，他沒睡一個囫圇覺。等銀行大門重新開張，上海沒有崩盤。老職員小聲嘀咕：“沒想到盧老板真成了共產黨的人。”

1950年初，組織批準他的個人身份在家人面前“摘帽”。毛梅影驚得說不出話——那個夜夜外出的丈夫，竟是黨內經濟戰線的重要一環。

有人問盧緒章：潛伏十一年，最難的是什么？他想了想：“在賭場里守底線，比上戰場更費力。”又補一句：“周副主席當年那句話一直在耳邊——’你這個資本家要比黃金真。’我想，我算是沒讓他失望。”

后來，廣大華行并入公營系統，盧緒章轉任外經委顧問。那些支票、暗號、雙重賬本被封存進檔案柜，他再也不必面對國民黨特務的笑臉，也不用忍受同志的不解。可他不常去翻那些紙，反而喜歡和老同事聊最開始那幾單小得不能再小的布匹生意——“沒它，就沒后頭的四百萬美元。”

歲月往下走，很多細節已模糊，但有一個瞬間他始終記得：1945年那間茶館里，自己嚎啕大哭，周恩來卻只是遞來手帕，輕聲說：“忍耐，并不丟人。”這句話，比任何褒獎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