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4日拂曉,牡丹江軍馬場霜氣未散,七十歲的載濤立在“閱馬臺”俯視草原,千匹駿馬奔騰而來,汗汽蒸騰。誰能想到兩年前他還在北京德勝門外賣舊衣服謀生。被風卷去的王朝、被塵封的宗室身份,與此刻的馬嘶聲交織,像兩條并不平行卻被命運硬生生拉到一起的軌跡。
回到1949年的初夏,北京胡同口常有人圍觀一個衣著舊式、神情嚴謹的老人擺攤。擺在地上的多是緞面長衫、繡金腰帶、象牙折扇,攤主對每件貨物標價都寫得一絲不茍。買主問價,他答得干脆,“這件十塊,再少沒有。”語氣既像商人又像官吏,街坊暗暗嘀咕:原來是個怪脾氣的老頭。實際上,攤主是光緒帝胞弟、宣統帝叔父——愛新覺羅·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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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沒落早在辛亥之后便已開始,只是外人難見冰山之下的狼狽。最初,載濤憑變賣莊園田契與珠寶,勉強維持大宅開銷;可手里那點產業終究抵不過日漸上漲的米面油鹽。為了堵住“漏財”的窟窿,他解散賬房,親自記日流水,連一根鉛筆都要報銷。如此節流依舊難擋萎縮,他終于拉下臉,把滿柜衣物分批拿到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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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特務多次登門,擺出高官厚祿誘他赴偽滿洲國“輔政”。他只淡淡回絕一句:“亡國奴的飯,咽不下。”簡單八個字,堵住了溥儀與日本人的聯絡管道。抗戰期間,載濤干脆深居簡出,把家門當作壕溝,既避戰火也避圈套。這段經歷后來被周總理聽到,特地記在了筆記本上。
1949年9月,北京和平解放。周總理忙于籌建新政府,卻抽空讓人去摸查前清遺老的動向。轉了一圈,工作人員在灰磚墻下找到了正在吆喝的載濤。“是那位王爺沒錯。”匯報送上中南海,毛主席看過后沉吟片刻,只寫了七個字:“請來,安排適當工作。”于是出現了那張由毛主席親簽、年號“1950年8月10日”的任命書——“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
接到任命的第二天,載濤收攤,把剩余衣物全部捐給福利院,說得干凈利索:“小攤不再擺了。”從此,霓虹閃爍的夜市少了位老宮人,軍馬場多了一位滿族長者。馬政局需要懂繁育又懂騎射的人,他恰好在八旗時代學過馬政,對癥下藥。七旬高齡他仍堅持住在營區,只有周日才能看到他騎那輛舊飛鴿回家,二十里路,風雨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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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開始不久,他主動請命深入邊疆。內蒙古草原、黑龍江林區、甘肅河西走廊,都留下了那身灰呢馬褲的背影。一次在扎蘭屯,他爬上土坡眺望馬群后,對場長說了句玩笑:“這些馬腿太細,得讓它們多蹚沙地鍛煉。”場長記下建議,三個月后骨架明顯強壯。細節雖小,卻被列入當年軍馬改良手冊。
1955年7月5日的大會茶歇間,周總理把載濤引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握手時問:“你可還和溥儀通信?”載濤趕緊搖頭,“他在改造,我不便打擾。”主席笑了笑,“等他真正轉變,你們做親友的也要幫一把。”短短一句叮囑,道出新政權對前朝遺族的寬厚態度。
1957年,他被推選為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那年他七十四歲,卻依舊堅持騎車上下班。機關保衛處勸他坐車,他擺手:“我騎慣了,活動筋骨。”偶爾有人進屋求教,他必起身倒茶,遇到年輕干部不懂禮俗,他就翻出族譜、朝服圖解,邊講邊笑,說得滿屋子津津有味。
在全國人大和政協的會議上,他常用一句開場:“我來自滿族,代表五十六分之一。”接著不疾不徐談民族團結與邊疆建設。旁人感慨,這位舊王爺把自己“削”到普通公民的位置,卻讓發言更扎實。有人記錄過這樣一句:“愛新覺羅不是舊社會的標簽,也是社會主義的螺絲釘。”這話雖簡單,卻透出他真實的心態。
1970年深秋,載濤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享年八十三歲。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那里英雄云集,他不以王爺自居,只讓墓碑寫:“中國人民解放軍馬政局顧問、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愛新覺羅·載濤”。再無華麗謚號,卻把一生立場寫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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