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中旬的一個清晨,北京醫院東樓走廊里剛剛做完消殺,刺鼻的碘酒味與窗外的槐花香混在一起,透出盛夏獨有的悶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正在做心電圖復查,陪床的水靜把毛巾擰得很干,準備給丈夫擦汗。這次京城之行,本來只是一次例行體檢,卻因一路偶遇,引出一場“意外”的釣魚臺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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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心電圖的那天午后,北京機場也熱鬧得很。羅瑞卿率工作組返京,周恩來臨時決定親赴機場談幾件緊急軍務。恰巧楊尚奎夫婦改乘同班機,機艙門一開,兩組人馬撞個正著。短暫寒暄里,周恩來留意到楊尚奎臉色發白,關切地說了一句:“身體第一,別逞強。”楊尚奎點頭,剛想多說幾句,周恩來就被警衛員催去貴賓室處理文件,忙得腳不點地。羅瑞卿搖頭笑:“總理還是那樣,忙到連喘口氣都難。”一句玩笑,緩解了氣氛,卻也讓水靜暗暗擔憂。
在北京醫院安頓后,治療流程按部就班進行。幾天里,水靜見到最多的是心內科主任,而不是熟人面孔。7月20日上午,護士突然遞來電話:“鄧大姐找您。”電話那端,鄧穎超聲音一貫爽利,“小水,聽說老楊住院,我這兩天跟總理在釣魚臺辦公,晚上過來吃口便飯吧,跟家里一樣。”水靜愣了愣,答應得干脆。放下話筒,她轉身告訴丈夫,“大姐邀我去家里。”楊尚奎重重點頭,叮囑一句:“替我向總理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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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點,一輛黑色吉姆掛著司令部車牌停在醫院門口。司機一句“請上車”,讓整件事多了幾分正式。北京城的道路并不寬敞,車子先往西直門,再折向玉淵潭,最后拐進了釣魚臺國賓館的西側小門。水靜透過車窗,看見一排排楊樹安靜地立著,心頭突然冒出疑問:按理說,周總理和鄧大姐常駐西花廳,怎么改到釣魚臺?
她剛一下車,就有工作人員迎上來。對方禮貌提醒:“請隨我來,鄧大姐已在等候。”穿過兩進院子,走廊盡頭微黃的燈光里,鄧穎超已站起迎接。簡單寒暄后,水靜忍不住開口:“大姐,怎么把地點選在釣魚臺?”鄧穎超笑著解釋:“這陣子總理連軸轉,同法國代表談完,還得見外貿部同志,西花廳正翻新又鬧塵,干脆搬到釣魚臺方便一些。”語氣輕描淡寫,卻透露出總理行程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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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桌并不奢華,四菜一湯,主食是小米粥。鄧穎超擺上兩副碗筷,輕聲說:“總理怕誤了時間,讓我們先吃。”席間,鄧穎超詳細問到楊尚奎的檢查結果。水靜回答:“主要還是高血壓和冠心病,沒大問題,醫生說多休息。”鄧穎超聽完才略舒一口氣,轉而關心江西災情與基層糧食收成。水靜被問得具體,干脆把省里近況一五一十說了。
說到興頭處,外面傳來急促腳步聲。門簾微掀,秘書小聲通報:“總理還在十四號樓,對方代表團要求再延長十五分鐘。”鄧穎超點頭示意,淡定自若。水靜望著桌上的小米粥微微出神,心想:周總理一天工作十八小時,身體能撐得住嗎?她壓低聲音說:“總理該注意休息。”鄧穎超把話接住:“他自己也知道,可事一多就顧不上。”一句話,道盡無奈。
有意思的是,鄧穎超并未讓氣氛沉重。飯后,她取出兩份人民日報樣刊,指著其中一條關于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工作的消息,說:“老楊身體好了,還是要到會場講話。”話語里既有關切,也帶著期待。水靜答道:“那當然,他巴不得早點返回崗位。”兩人相視會心一笑,屋內燈影把笑容拉得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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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漸深,窗外的蛙聲偶爾夾著遠處汽車引擎的低吼。秘書第三次進來:“總理說,再有十分鐘。”確認無事后,鄧穎超安排司機把水靜送回醫院,“等老楊出院,你們再來坐。”臨別前,水靜摘下丈夫早已準備好的手表,托付給鄧穎超:“勞煩大姐代我交給總理,算是一點心意,讓他記著準點休息。”鄧穎超接過,輕輕點頭。
汽車駛出釣魚臺,車燈在石子路上劃出一束長長的白線。水靜靠在椅背,腦中仍回響鄧穎超那句話——“工作多得像潮水,能做的只有迎上去”。這一晚,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釣魚臺里那份緊張而又沉穩的節奏。其實,宴請只是形式,更深的關懷藏在簡單的四菜一湯和不動聲色的問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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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零點,北京醫院的病房燈仍亮著。水靜推門進屋,楊尚奎半躺床上翻資料。她把事情原原本本講給丈夫聽,末了補一句:“大姐說,等你出院,她再請我們去釣魚臺。地址不變。”楊尚奎放下文件,笑著搖頭:“這釣魚臺,看來以后就成了老朋友們的臨時客廳。”一句玩笑,讓緊繃的病房多了點輕松。外面的夜風掠過窗縫,帶來幾分涼意,也讓那場“怎么會選在釣魚臺”的小疑問,悄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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