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鄧穎超宴請水靜，水靜得知地點，好奇：怎么會選在釣魚臺？

1964年7月中旬的一個清晨，北京醫院東樓走廊里剛剛做完消殺，刺鼻的碘酒味與窗外的槐花香混在一起，透出盛夏獨有的悶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正在做心電圖復查，陪床的水靜把毛巾擰得很干，準備給丈夫擦汗。這次京城之行，本來只是一次例行體檢，卻因一路偶遇，引出一場“意外”的釣魚臺家宴。

放下心電圖的那天午后，北京機場也熱鬧得很。羅瑞卿率工作組返京，周恩來臨時決定親赴機場談幾件緊急軍務。恰巧楊尚奎夫婦改乘同班機，機艙門一開，兩組人馬撞個正著。短暫寒暄里，周恩來留意到楊尚奎臉色發白，關切地說了一句：“身體第一，別逞強。”楊尚奎點頭，剛想多說幾句，周恩來就被警衛員催去貴賓室處理文件，忙得腳不點地。羅瑞卿搖頭笑：“總理還是那樣，忙到連喘口氣都難。”一句玩笑，緩解了氣氛，卻也讓水靜暗暗擔憂。

在北京醫院安頓后，治療流程按部就班進行。幾天里，水靜見到最多的是心內科主任，而不是熟人面孔。7月20日上午，護士突然遞來電話：“鄧大姐找您。”電話那端，鄧穎超聲音一貫爽利，“小水，聽說老楊住院，我這兩天跟總理在釣魚臺辦公，晚上過來吃口便飯吧，跟家里一樣。”水靜愣了愣，答應得干脆。放下話筒，她轉身告訴丈夫，“大姐邀我去家里。”楊尚奎重重點頭，叮囑一句：“替我向總理問好。”

下午三點，一輛黑色吉姆掛著司令部車牌停在醫院門口。司機一句“請上車”，讓整件事多了幾分正式。北京城的道路并不寬敞，車子先往西直門，再折向玉淵潭，最后拐進了釣魚臺國賓館的西側小門。水靜透過車窗，看見一排排楊樹安靜地立著，心頭突然冒出疑問：按理說，周總理和鄧大姐常駐西花廳，怎么改到釣魚臺？

她剛一下車，就有工作人員迎上來。對方禮貌提醒：“請隨我來，鄧大姐已在等候。”穿過兩進院子，走廊盡頭微黃的燈光里，鄧穎超已站起迎接。簡單寒暄后，水靜忍不住開口：“大姐，怎么把地點選在釣魚臺？”鄧穎超笑著解釋：“這陣子總理連軸轉，同法國代表談完，還得見外貿部同志，西花廳正翻新又鬧塵，干脆搬到釣魚臺方便一些。”語氣輕描淡寫，卻透露出總理行程之緊。

飯桌并不奢華，四菜一湯，主食是小米粥。鄧穎超擺上兩副碗筷，輕聲說：“總理怕誤了時間，讓我們先吃。”席間，鄧穎超詳細問到楊尚奎的檢查結果。水靜回答：“主要還是高血壓和冠心病，沒大問題，醫生說多休息。”鄧穎超聽完才略舒一口氣，轉而關心江西災情與基層糧食收成。水靜被問得具體，干脆把省里近況一五一十說了。

說到興頭處，外面傳來急促腳步聲。門簾微掀，秘書小聲通報：“總理還在十四號樓，對方代表團要求再延長十五分鐘。”鄧穎超點頭示意，淡定自若。水靜望著桌上的小米粥微微出神，心想：周總理一天工作十八小時，身體能撐得住嗎？她壓低聲音說：“總理該注意休息。”鄧穎超把話接住：“他自己也知道，可事一多就顧不上。”一句話，道盡無奈。

有意思的是，鄧穎超并未讓氣氛沉重。飯后，她取出兩份人民日報樣刊，指著其中一條關于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工作的消息，說：“老楊身體好了，還是要到會場講話。”話語里既有關切，也帶著期待。水靜答道：“那當然，他巴不得早點返回崗位。”兩人相視會心一笑，屋內燈影把笑容拉得很長。

夜色漸深，窗外的蛙聲偶爾夾著遠處汽車引擎的低吼。秘書第三次進來：“總理說，再有十分鐘。”確認無事后，鄧穎超安排司機把水靜送回醫院，“等老楊出院，你們再來坐。”臨別前，水靜摘下丈夫早已準備好的手表，托付給鄧穎超：“勞煩大姐代我交給總理，算是一點心意，讓他記著準點休息。”鄧穎超接過，輕輕點頭。

汽車駛出釣魚臺，車燈在石子路上劃出一束長長的白線。水靜靠在椅背，腦中仍回響鄧穎超那句話——“工作多得像潮水，能做的只有迎上去”。這一晚，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釣魚臺里那份緊張而又沉穩的節奏。其實，宴請只是形式，更深的關懷藏在簡單的四菜一湯和不動聲色的問詢里。

凌晨零點，北京醫院的病房燈仍亮著。水靜推門進屋，楊尚奎半躺床上翻資料。她把事情原原本本講給丈夫聽，末了補一句：“大姐說，等你出院，她再請我們去釣魚臺。地址不變。”楊尚奎放下文件，笑著搖頭：“這釣魚臺，看來以后就成了老朋友們的臨時客廳。”一句玩笑，讓緊繃的病房多了點輕松。外面的夜風掠過窗縫，帶來幾分涼意，也讓那場“怎么會選在釣魚臺”的小疑問，悄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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