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李銀橋找到蕭勁光：這是主席生前寫給你的信

1950年初春的北京還透著寒意，一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籌備委員會”的木牌臨時掛在協和醫院東側小樓的門口。蕭勁光站在臺階上，腳下是尚未化凍的泥土，他清楚地知道：這間勉強夠用的三層舊樓，就是剛剛起步的海軍全部家當。屋里不到千人，人手一張書桌，全擠在狹窄走廊里辦公，電話嘟嘟作響，天氣干燥得嗓子冒火。可就是在這種局促里，他暗暗立下目標——哪怕“旱鴨子”指揮，“中國人也要有自己的大海”。

電話忽然響起，聶榮臻的聲音從聽筒里傳來：“中央同意，海軍司令部設在北京。”蕭勁光心里一松，一條大線索算是釘死了。但他馬上又想起另一個棘手問題：艦艇從哪兒來？預算從哪兒撥？樓道里，參謀們正為一份“向地方借木船暫充測量艇”的報告爭得面紅耳赤。有人打趣：“司令，您不怕暈船嗎？”蕭勁光揮手止住笑聲，“暈！可暈船不等于不建海軍。”

夜深燈暗，桌上攤著一大堆紙張，最顯眼的卻是兩本舊書，《戰役問題》《戰斗條令》。翻開扉頁，可見毛澤東用藍色鋼筆寫的三個字：暫借閱。字跡遒勁，卻已經微微發白。書是延安時期借走的，幾年奔波始終沒來得及歸還。每次看到它，蕭勁光總被提醒：和主席的交情起于瑞金，成于延安，又深于對海軍的這份托付。

時間往前推到1931年冬天，瑞金東華山會議廳里燈火通宵。毛澤東耐心聽完蕭勁光關于“紅軍管理條例”草案的闡述，遞上一杯開水，說道：“慢點說，不急。”這一句似乎平常，卻讓臺下十幾位團以上指揮員立刻注意到這個年輕參謀長。那天清晨，毛澤東提筆在一張紅格信紙上寫下蕭勁光的名字，旁邊標出幾個字：“能帶兵，也能帶學員。”不久后的“紅校”，蕭勁光成為首任校長。

1933年寧都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第26路軍被授予紅五軍團番號。軍委關于政委人選爭論不休，毛澤東只說了一句：“勁光最妥。”就這樣，這位剛當月余校長又披掛上陣。面對幾乎失控的1萬多官兵，他先送一批落后軍官去“紅校”補課，再從校里抽調骨干做“插班生”，還將思想頑固者發路費，“愿走自便”。短短一周，部隊便重歸紀律。

1949年9月下旬，衡寶前線炮火仍在，軍委急電：毛澤東召見。北京香山雙清別墅，毛澤東開門見山：“空軍已在組建，海軍還空著，想讓你挑擔子。”蕭勁光連連擺手：“我暈船，就真是個‘旱鴨子’。”毛澤東笑出聲：“空軍司令也暈飛機嘛，咱老講干部政策，一笑。”隨即表情轉為嚴肅：“陸地我們走了二十多年，總要向深藍邁一步，事在人為。”

建軍之初，海軍裝備拼湊得仿佛萬國博覽會。威海衛調研時，蕭勁光想登劉公島，竟湊不來一條軍船，只好向漁民借木帆。“司令還用借船？”漁民滿臉疑惑。那一刻，他心里五味雜陳，更堅定“自力更生”的路線。1951年春，第一艘43噸自制巡邏艇試航，剛下水就翻。他讓技術員把甲板拆了重裝，又增壓艙鐵。第二次成功滑行，艇尾濺起水花不足半米，卻標志著國產艦艇零的突破。

1957年7月底，毛澤東到青島開會，順帶抽空看海軍裝備。八一前夕，主席忽然提議：“晚上去你家蹭頓飯。”蕭勁光愣住，家里連招待水果都難湊。幸好警衛班早有準備，把為主席做好的紅燒肉直接端到小院。飯桌上，毛澤東夾一塊肉，忽然問：“那兩本書，還在吧？”蕭勁光微微尷尬，笑答：“早當作禮物送您了。”毛澤東搖頭：“借的就是借的，該還。”一句輕語，又把話題引到大洋彼岸：“海軍不能飽食終日，我們要盯著太平洋。”

1964年之后，局勢多變，蕭勁光擔任海軍司令的同時，還多次上廬山參加會議。一次散會后，毛澤東拉著他在石階邊坐下，只問一句：“三支兩軍，你怎么看？”蕭勁光簡要報告：“部隊思想要穩，技術也要跟上。”毛澤東點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幾條古田會議精神，仍舊管用。”

1976年9月9日凌晨，人民大會堂西側燈火通宵。清晨6點多，電臺里傳來噩耗，全國降半旗。那天上午，蕭勁光在海軍指揮部看完文件，沉默許久，才讓警衛員把那兩本書鎖進文件柜。一個月后，毛澤東原衛士長李銀橋乘吉普而來，遞上密封牛皮紙袋：“司令，這是主席最后交代的。”袋子里正是那兩本書，扉頁夾著親筆信： “勁光同志：書終究還是你的。若身體允許，來中南海坐坐。未竟之事，盼你繼續。”落款日期是1976年8月14日。

讀完，蕭勁光一句話未講，只是把信端端正正折起，放回書中。他復又拿起《戰役問題》，翻到目錄，紙頁因年代久遠發黃，卻無一頁缺損。他用指腹輕撫封面，良久，把書穩穩放在辦公桌最顯眼的位置，隨后轉身走向作戰室，繼續審核最新的艦艇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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