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舜初將軍之子羅煒彬，從筑路工人到軍人，羅舜初聽說后不高興

1955年初春，湘西常德的晨霧尚濃，羅舜初已經在駐地的操場上走了三圈。剛升任軍區副參謀長的他習慣用清晨的安靜理一遍思路，卻被一封來自貴州銅仁的電報打亂了節奏——次子羅煒彬報名參軍，通過了體檢，即將奔赴昆明步校。

羅舜初是黃埔八期，跟隨紅軍長征，又在抗美援朝前線立過功。將星熠熠，卻極少把軍旅經歷掛在嘴邊。他更愿意子女念書、從政、搞科研；在他看來，戰場屬于那一代人，子女沒必要再走一遍槍林彈雨。

時間往前撥到1950年春，羅煒彬高中畢業后，被分配到西南公路總局第五筑路大隊。當時成渝公路急需青年勞力，他戴著草帽、扛著镢頭，與工友們晝夜搶通321國道的雛形。那段路盤山而上，塌方頻繁，炸藥不足是常態。施工缺人手，他一人要頂兩人。有人調侃：“小羅，干脆直接去當工兵得了。”那時他只是笑笑，并未往心里去。

1952年秋，筑路大隊臨時抽調一支突擊隊赴怒江架橋。怒江水急壁陡，橋梁設計圖紙還未完全到位，技術員只得現場改進。羅煒彬自告奮勇滑索對岸，勘測受力點。繩索抖動得厲害，他咬緊牙關，十分鐘后報回坐標。橋建成那天，他站在橋頭，看著運輸車奔涌而過，第一次對“工兵”二字有了具體想象：筑路是興國，何嘗不是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

同年冬天，西南軍區工兵部來公路總局挑人，標準簡直嚴苛——體能、尺碼、家世都要過關。羅煒彬遲疑了三天，最終在報名表上簽名。他沒和父親商量，他清楚家里意見：羅家已經出了一個將軍，不需要再冒險。

電報里的決定讓羅舜初皺眉。他明白兒子的性子，溫和中帶倔，認定的路九頭牛拉不回。可軍中紀律森嚴，不是兒戲，若走不好這一步，父子情面也護不住。“你告訴他，立功可以，闖禍絕不包庇。”他淡淡交代通信參謀，語速極慢，卻誰都聽得出其中的不悅。

1955年夏，昆明步校結業考核。羅煒彬在爆破科目拿了滿分，排在全隊第三。畢業晚會上，他給家里寫信：“炸藥與镢頭一樣，都能修路；只是震動更大，效率更高。”一句話，道出他對工兵崗位的理解。羅舜初收到信，只輕哼一句：“嘴還挺硬。”

1956年春，云南小江河谷突降暴雨，山體滑坡導致成昆鐵路基樁毀損。時任中尉工兵排長的羅煒彬奉命搶修。他帶十余名戰士，肩扛炸藥箱，二十四小時連軸轉，硬是在泥石流里鑿出新的引水槽。當地縣委書記握著他的手：“小羅，你們工兵跑得比雨快。”這句話后來被《解放軍報》引用，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宣傳。

消息傳到常德，老將軍無意在會議上多評一句，只在散會后對副官說：“好在沒闖禍。”副官小聲提醒：“首長，煒彬也算立功了。”羅舜初沉默半晌，才吐出一句：“立功是本分，不值得慶賀。”

有意思的是，同年冬天，羅舜初赴北京開會，路過昆明。父子三年來第一次碰面，一桌飯吃到一半，羅舜初忽然問：“若再有一次選擇，你還會去拿炸藥包？”羅煒彬放下筷子，聲音不高：“會，因為路總要有人修。”短短十二個字，讓餐廳氣氛瞬間凝住。片刻后，羅舜初端起茶碗：“既然如此，防護手冊必須滾瓜爛熟，少給家里添麻煩。”

之后幾年，羅煒彬隨部隊奔走滇黔桂，扎根山野溝壑。1960年糧食緊張，工兵團給養也縮減，他把口糧省下一半，讓炊事班熬稠粥給患腳氣的老兵；師部政工處在簡報里點名表揚，他卻說“這不算事”。

1964年，西南國防公路全面貫通，他獲得二級工程獎章，軍銜晉升上尉。獎章寄到家時，羅舜初已調任總參作戰部，打開包裹看了幾秒，轉身放入抽屜，再未提起。熟悉他的老戰友都清楚，這位久經沙場的將軍仍在堅持那條原則——孩子的榮譽只說明做對了分內事，不該成為炫耀資本。

不得不說，羅舜初的“苛刻”成就了羅煒彬更清醒的從軍路徑。對父親而言，軍功不是家學傳統的延續，而是一份責任的自然流向；對兒子而言，拿镢頭筑路和扛炸藥開山，本質上都是修通國家的血脈。

1965年秋，羅煒彬在普洱執行爆破任務，山口炸裂瞬間，他習慣性抬頭確認巖層剝落角度，隨后才下令部隊前推。多年后同事提起那一幕，說他動作與教科書一樣標準。“標準是底線，不是炫技。”這句話后來被刻在團部訓練場旁的石碑上，被新兵當作口令。

羅舜初退休那年，南方某期刊想做父子專訪，他婉拒，只回了一行字：“個人選擇與家世無關，亦不必被放大。”編輯略感遺憾，卻也理解，將軍不想讓家族故事沖淡那條更為明確的敘事線——國家建設。事實證明，他的顧慮沒錯。羅煒彬在1980年代轉業地方交通廳，繼續修路，過得極低調，甚至同事很久才知道他曾是將星之后。

兩代人的交匯點，最終落在一張張線路圖上。羅舜初經歷動蕩歲月，重在定下規則；羅煒彬趕上建設年代，著力把規則落實到每一寸路基。父親不喜炫耀，兒子不愿倚靠；一種近乎倔強的傳承，由此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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