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少將重傷入院，女護士越看越熟悉：這不是我拜了堂的丈夫嗎？

那雙布鞋，是在整理張行忠遺物時發現的。

灰布做的，已經有些脫線，鞋底上用紅線繡了兩個字：“平安”。

放在一個舊鐵盒里，鐵盒蓋子內側貼著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寫著：“她說等我回來。”

這個“她”，不是別人，就是他那場沒有完成的婚禮上的新娘。

時間回到1931年秋天，湖北孝感。

一場突襲戰打得極其慘烈，紅軍和敵軍在山林中反復拉鋸，張行忠所在部隊被圍。

他當時是連長，帶頭沖鋒，中了槍，子彈從肩胛貫穿。

他沒暈過去，倒在地上那會兒，耳邊全是喊殺聲。

戰友把他抬下來，送去了后方的紅軍醫院。

那是一家臨時搭建起來的野戰診所，帳篷邊上插著一面紅布旗，旁邊堆著傷員的擔架和藥箱。

王明佳當時正在給另一個傷員換藥，一聽說有重傷員進來，馬上過去幫忙。

她一邊擦血，一邊看著這位臉色蒼白的軍官，突然心里一動。

那張臉，她好像在哪兒見過。

她沒敢馬上問，畢竟兩年沒見了。

那時候的戰地護士，很多人連名字都不報，只靠記號或者口令辨認身份。

可她越看越覺得像，尤其是那雙眼睛——沉穩、寡言、有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

幾天后，他傷情穩定下來，被送進帳篷里的病床休養。

她負責護理，照顧他的生活。

那幾天，他們之間沒說幾句話。

她試了幾次，想問清楚，卻總是說到一半又咽下去。

直到有一晚，她實在忍不住，小聲問他：“你認識張行玉嗎？”

他愣了一下：“我妹妹。”

她眼睛一下就紅了：“我是你拜了堂的妻子。”

他當時沒說話，過了好一會兒，只是輕輕點了點頭。

那場婚禮，是兩年前的事了。

在張行玉家里，廳堂里點了兩根紅蠟燭，幾位紅軍戰士站在一旁當見證。

沒有鞭炮、沒有喜宴，就那么拜了個堂。

她穿著舊衣裳，他穿著軍裝。

拜了一半，他就接到命令走了。

她一個人守著空屋，第二天就跟著堂姐轉移了。

從那以后，他們再沒見過。

她以為他早就犧牲了，他也不知道她還在做醫護。

王明佳是地主家的小姐，湖北孝感人。

那時剛18歲，家境不錯，可她不愿意過那種天天繡花看戲的日子。

堂姐張行玉是紅軍的交通員，偷偷帶她見了張行忠——也就是她未來的“丈夫”。

張行忠當時三十歲出頭，瘦高個，不愛說話。

她記得第一次見他，是在一間破廟里，他正蹲著擦槍，頭也沒抬，只說了一句：“你想清楚了嗎？”

她點了點頭，說：“我不想當個靠男人活著的人。”

那會兒紅軍正缺人手，特別是有身份背景的女性。

她的加入，不只是政治上的支持，更是一次象征性的聯姻。

婚后第二天，她就脫下旗袍換上軍裝，進了紅軍醫護隊。

幾個月里，她學會了包扎止血、處理槍傷。

戰場環境越來越艱苦，有一次敵人突然襲營，她和戰友們躲在草堆里一整晚，連咳嗽都不敢。

她見過太多鮮血和犧牲，心也慢慢硬了。

張行忠那邊，幾乎天天打仗。

他寫作戰計劃到半夜，白天帶隊沖鋒。

有人問他：“你不是結婚了嗎？怎么跟單身一樣？”他只笑笑，不作答。

他們都知道，那場婚禮只是形式，感情還來不及建立，就被戰爭撕開了。

那次重逢之后，他們相處了不到兩周。

王明佳白天工作，晚上抽空給他送飯、換藥。

有時候兩人只是坐著，也不說話。

她縫了雙布鞋給他，鞋底繡了“平安”兩個字。

她說：“你還欠我一個婚禮。”他點了點頭，說：“等革命勝利了，我一定給你補上。”

可惜，沒來得及。

他剛傷愈就被調回前線。

她留在醫院，繼續做護士。

幾個月后，在一次突襲中，她沒能撤出來。

戰友說她當時正在給一名傷員包扎，炮彈落下來時，她擋在了那人身前。

她犧牲的消息，是幾年后才傳到張行忠耳朵里的。

他那時已經是團長，聽完后沒說話，坐了一晚。

第二天，他把那雙布鞋收進鐵盒，隨身帶著。

建國后，他被授予少將軍銜。

在很多場合都能看到他，可沒人見過他家屬。

有人私下問過，他只說了一句：“我妻子，早走了。”

臨終前，他把那只鐵盒交給身邊的警衛，說：“別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