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和雄回憶：趙一曼犧牲前幾個月，她的慘叫猶如來自地獄的聲音

她最后一次出現在記錄里，是1936年8月2日早上，地點在珠河縣郊外的一片松林。

那天沒什么風，天也不熱。

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夏布衣服，嘴角掛著血，走得慢。

腿傷還沒好，看得出每走一步都疼，可她沒讓人扶。

看守問她要不要蒙眼，她說不用。

然后，她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槍聲響了之后，所有人都以為結束了。

可事情并沒那么簡單。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黑龍江人。

她不是一開始就走進戰場的。

年輕時留學日本，后來轉去蘇聯接受訓練。

那會兒，東北已經被日本占了，很多人選擇了離開，她卻往回走。

1932年前后，她已經是滿洲總工會的秘書。

抗聯第三軍成立后，她在第三軍團里當指導員。

那時候的抗聯，裝備簡陋，一個團也不過百十號人。

可趙一曼這樣的干部，真正稀缺。

1935年11月，牛心山突圍戰。

東北抗聯第三軍團在鏡泊湖西南山區遭到日偽軍包圍。

趙一曼主動請纓，負責斷后。

腿部中彈，昏迷，被捕。

送去哈爾濱警務廳之后，審訊由大野泰治主持。

山本和雄是當時憲兵隊的隨員，任務是記錄審訊筆錄。

第一次見面，是趙一曼被五花大綁抬進來的時候。

她頭發貼在臉上，嘴角有血，眼睛沒閉。

大野問了幾句沒結果，就開始動手。

皮鞭抽了五下，趙一曼咬著牙沒出聲。

接著是鐵絲夾手指，電擊，辣椒水。

她第一次說話，是在被打得快暈時，低聲說了一句：“共產黨沒有軟骨頭。”

十一次審訊，每次都加碼。

第六次用電刑，電流從腳踝傳入，她整個人彈起來，頭撞墻暈過去。

醒來后依舊不說。

七天七夜，她幾乎沒睡。

有人勸她，她只說：“要殺就殺，別弄這些。”

山本后來回憶，那段時間她的身體一直在抖。

有一次特務拿來烙鐵，她居然唱起了《國際歌》。

聲音不大，空氣里是焦糊味。

他說：“那聲音像是從地獄里鉆出來的。”

她不是不怕。

她也哭，也吐血，也喊過“妞妞”。

那是她兒子的乳名。

那時候沒人知道她有個孩子，直到她在昏迷中喊出這個名字，審訊記錄上才第一次出現“趙一曼疑似有親屬未交代”。

后來，她被轉押南崗看守所。

那里的審訊手段更狠。

烙鐵、拔指甲、灌汽油，甚至出現了剝肋刑。

檔案上寫著：“第五、第六肋骨錯位，疑似人為損毀。”

但她開始反過來影響看守。

董憲勛是其中一個。

她夜里找他說話，說：“你生在哈爾濱，將來人家會找你算賬。”董開始偷偷給她帶藥，帶吃的，還讓她和其他女囚聊天。

護士韓勇義也被她說動，偷送紙筆。

她試圖策動越獄，失敗。

再次被捕時腿傷未愈，走路靠人攙。

這次審訊，她已經站不起來了，只能吊著打。

山本有一次問她：“你怕不怕死？”她回答：“怕。

但你們怕得比我多。”

戰后，山本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關押。

開始他什么都不說，只承認看過幾次審訊。

直到1959年，檔案里找出一份筆錄，上面有他的簽名。

他不再否認。

他說：“她當時已經沒牙了，嘴還是硬的。”還說：“她被烙鐵燒的時候唱歌，那聲音幾十年都沒從我腦子里消失。”

她死后，遺體沒有留下。

只剩一封信，是寫給兒子的。

那封信不到300字，被韓勇義藏在靴子里，戰后輾轉交給家屬。

信里有一句話：“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1950年，哈爾濱將濱江街一段改名為“一曼街”。

有人覺得拗口，有人問憑什么。

當時有關負責人說：“她一個人，頂得上一整個師。”

1979年，山本被允許前往哈爾濱。

他一個人去了東北烈士紀念館，在趙一曼的遺像前站了20分鐘。

沒說話，也沒磕頭。

有人記得他那天臉色很白，嘴唇一直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