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認命”的她，在廢墟上建起花園

（圖/《胡阿姨的花園》）

“不認命”的胡阿姨，在經歷欠債、離異、被騙錢、旅館被拆之后，仍然繼續以她的原則經營生活、追尋價值。

?作者 | 劉車仔

?編輯 | 陸一鳴

在熱鬧的重慶街頭，一個半頭白發、身材矮小的女人背著一朵一兩米高的泡沫蘑菇，一會兒爬坡、一會兒上坎。蘑菇太大了，幾乎蓋過她的身體，不時引人側目。

她背著背簍，把人們不要的垃圾一點點帶回去——霓虹燈招牌、椅子、木棍、彩色袋子、玩偶、泡沫恐龍蛋、塑料模特、奄奄一息的盆栽……一個個被她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插在合適的地方。日久天長，這個位于十八梯城中村的旮旯變成了一座奇特的花園。

2013年，在十八梯拆遷改造前夕，這些年經常在十八梯拍攝的紀錄片導演潘志琪遇到了胡阿姨。經過8年的拍攝，有了《胡阿姨的花園》這部紀錄片。潘志琪說，也許可以把它看作一部關于“活著”的電影：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人應該如何自處？在看完影片后，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感受。

片子于今年10月23日與觀眾見面。（圖/《胡阿姨的花園》紀錄片海報）

2024年，這部紀錄片獲得了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紀錄片獎。今年，這部片子終于和觀眾見面。我們很少能在影院大銀幕上看到這樣的女性形象，她讓我想起許多人：堂吉訶德、幸福的拉扎羅、移山的愚公……但想到她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這種感覺則更有穿透力。

潘志琪拿著金爵獎獎杯。（圖/受訪者供圖）

十八梯藝術家

2010年，因為一個影展，潘志琪第一次去重慶的十八梯。這個像棚戶區一樣的地方，破敗中有濃濃的市井煙火氣。站在十八梯向周圍望去，一街之隔的解放碑霓虹燈閃爍，以現代化的面貌昭示著一座城市的革新。

在水路交通繁榮的時代，十八梯曾經是這座城市的中心。改革開放后，水路交通迭代到公路交通，隨著經濟轉型，城市中心位移，這個昔日的“CBD”就成了一個千瘡百孔的地方，人群就這樣被劃分了。

十八梯低廉的居住成本，吸引了新一輪的農村遷徙者。有當“棒棒”（搬運工）討生活的、有江湖術士、有賣燒餅的、有修腳的，甚至有性工作者。與之僅有一街之隔的解放碑，成了重慶新的中心，高樓大廈拔地而起。

當時在重慶，潘志琪聽說，十八梯馬上就要拆遷改造了。五年后這個地方會變成什么樣子？這里的人會去哪里？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也是時代列車上的一員，幾年后他們的生活會怎么樣？

潘志琪開始了調研，拍老茶館、拍即將消失的錄像廳、拍老中醫，但這些事物似乎都還停留在原來的時空。某種程度上，這些素材代表了上一個經濟模式下的生活形態，看起來就像電視臺播的專題片，帶著懷舊的色彩。潘志琪覺得這樣下去不對，他想探討的是在經濟模式的變化中，抑或在消費文化的背景下，人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然后融入當下的。

直到2013年，他偶然間在十八梯遇到了一個“花園”：危房林立的一角，裝飾著許多廢棄品，破爛中又有一種絢麗，似乎有自覺的審美意識。他走進去后發現這竟然是一個旅館。旅館的主人是一位姓胡的阿姨，全名叫胡光榮，當時已經70歲。

胡阿姨在她的旅館前。/（圖/受訪者供圖）

潘志琪直覺她有點特別。“跟她交流的時候，會覺得她內心不一樣，特別陽光。”

她的生活穿越兩個空間：白天，她會背著背簍去解放碑，把那些被現代消費文明丟棄的東西當成寶貝撿回來；晚上，在十八梯的角落，她用這些消費世界的廢棄物重新建構起了自己的世界。

隨著了解的加深，潘志琪知道了她過去的一些事情。20世紀八九十年代，胡阿姨曾經是一名出納，直到有一次幫人做擔保簽了一筆錢，從此背上了一筆幾十萬元的債務，后來又經歷了離婚、下崗。這么看，“她其實是一個藝術家，她的花園就是她潛意識中基于自己生活的一種藝術上的表達”。

2003年，胡阿姨在十八梯租了一個地方，開起了這個小旅館。一晚的房費一開始是兩元，后來漲到三元。總有一些走投無路的人住進來，被她的旅館接納。

旅館接受賒賬，甚至當有住客向老太太借錢時，她也慷慨解囊——雖然很多時候，這些錢似乎沒有希望拿回。慢慢地，大家會發現，她開旅館，好像不那么在乎“錢”。她把前來住房的人當作干兒子、干女兒，她不曉得扛著攝像機的潘志琪是來做什么的，只是喜悅地接納了這樣的遇見，然后繼續打造她心目中的“園門山莊”。

“小潘再次來到我們的園門山莊，美麗的家，可愛的地方。真正是給我們山莊增添了新生力量。我們家和山莊的困難，正如雪蓮，（和）才拾回來的四棵花樹一樣，本來已經進垃圾堆的花樹，又回到能生存的土壤中來，得到新生。感謝天父、感謝主，為我們派來了天使——小潘（潘志琪）。”2013年10月24日，胡阿姨在一本廢棄的說明書上用黑色的中性筆寫下了這段日記。

胡阿姨拿出她的“日記本”。（圖/紀錄電影《胡阿姨的花園》）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2014年夏天，潘志琪知道了胡阿姨原來有一個兒子，叫少斌。少斌和胡阿姨形成的巨大反差，讓潘志琪感到好奇。

有一天，老太太突然跟潘志琪說：“小潘，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他以為會有什么大事，結果她說：“明天是我兒子的生日，我希望有一個陌生人能給他打個電話，祝他生日快樂。”

第二天潘志琪真的給少斌打了個電話，電話那頭是非常微弱的聲音。直到見到本人，潘志琪才發現少斌是一個很瘦的男子，整個人都很虛弱，并且有點輕生的念頭。

那之后，少斌時不時地會出現在胡阿姨的旅館。他有時候會買來水果，帶媽媽去買藥，叮囑她好好吃飯；媽媽則送他去公交站，讓他要斷絕輕生的念頭，鼓勵他一定能找到工作。這對母子之間的感情，讓潘志琪觸動：他們的精神狀態截然不同，卻又相互依戀。

潘志琪探訪胡阿姨與兒子少斌。（圖/受訪者供圖）

少斌清醒理性，也因此悲觀。他問：“媽媽，你說活著有啥子意義？”老太太卻堅定認為“活著就是靠精神”，她腦海里的精神依據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保爾·柯察金的故事。

胡阿姨看起來“糊涂”，卻總是樂觀向上。她因被騙而幫別人背了債，卻仍然覺得世界在變好；一筆筆旅館的房費被拖欠，卻總覺得別人有一天會還回來。

少斌覺得媽媽是靠幻想在支撐生活，慨嘆生命之無意義。但看似“糊涂”的媽媽，卻用那些駿馬雕塑、泡沫蘑菇、天使翅膀模型、破了洞的彩虹雨傘、不存在的孫子“張星宇”、園門山莊和她的干女兒以及干兒子們，編織起了自己的意義之網。

最終，這個幻想似乎勝利了，但又沒勝利。在片子最后，胡阿姨的花園最終還是被拆了，但她似乎隨時準備東山再起。

少斌的抑郁癥也慢慢好了起來。潘志琪覺得，這也許是抗抑郁藥物的作用，又或許是因為在那么長的時間里，母子倆始終互相陪伴。

那是難以言說的人與人的關系。雖然少斌總是勸媽媽放棄幻想，卻又耐心地包容媽媽不停把垃圾撿回家的行為；胡阿姨也許不理解兒子的悲觀，卻在他最脆弱的時候始終陪伴在他身邊。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可以相互不認同地共處，是因為情感才是他們之間最牢固的紐帶。

潘志琪覺得，這個老太太身上“有一種向上的東西，很神奇，就像很多植物本來都（快）死了，被她撿回來重新栽活，還能繼續生長”；就像她撿來的廢品、她收容的那些無處可去的人，最終都能各得其所。

潘志琪不喜歡用“底層”這個詞來形容胡阿姨。她每個月有4000元退休金，她將這些錢用來還債、經營旅館。在他看來，胡阿姨在廢品之上建花園，是一種自我的堅持，“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實際上可以超越階層”。在跨越物質層面上，胡阿姨可以說是一個精神貴族。潘志琪說，就像在影片最后，胡阿姨的花園已經被拆了，但她在公租房小角落的一個重新堆砌起來的小花園里，指著撿來的小玩意兒，開始和他細數：“你看，我啥都有。”

花園上空掛滿了胡阿姨的“心愿”。（圖/受訪者提供）

在長時間的拍攝中，潘志琪總會被胡阿姨一次次地震撼。比如在胡阿姨和少斌進行生死探討的時候，胡阿姨突然堅定地講起了保爾·柯察金的故事。“你會發現她的眼神是放光的，其實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可低估的。”潘志琪說。

在不確定中等待

潘志琪說：“實際上胡阿姨追尋的那片花園，和拍藝術電影、做紀錄片所追尋的東西是一樣的。花10年時間做一部紀錄片，有時候在旁人看來沒有必要。”

從十幾年前開始，潘志琪一直在用“手工”的方式拍紀錄片。從記錄杭州農民工遷徙生活的《二十四號大街》到《胡阿姨的花園》，再到目前正在拍攝的關于養蜂人的紀錄片《與蜂行》，幾乎都是他一個人手持攝像機，進行多年的拍攝。

潘志琪另一部作品《24號大街》（圖/《24號大街》）

“有些時候想法肯定會搖擺，會懷疑還要不要（繼續）用這種方式去做（電影）。尤其現在是什么都講求經濟效益、講求工業化的時代，繼續用這種特別手工、特別慢的方式來制作一部電影，到底有沒有必要？”

就像人們在看《胡阿姨的花園》時，會思考什么是廢物，什么不是廢物；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在猶疑中，潘志琪心中也有自己的答案：時間是必要的，等待是必要的。

在找到胡阿姨之后，他必須等待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因為人物的復雜性只有在時間和空間的更迭之后才能顯現。“有可能再過一段時間，我會覺得在這個人物身上又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說白了，你要尊重事物，尊重人物自身的一些規律，不能想當然地以為別人的命運應該是怎么樣的，那樣就容易把人物扁平化，而把創作理解得簡單了。”

對他來說，拍紀錄片，就像拿著攝像機和人交往的一個過程。當然他一開始會帶著自己的預設，直到慢慢才發現，什么預設都不重要，跟隨人和人的緣分，會遇到新的事情，也會和對方一起經歷生命的轉折。“這都是說不定的事情，有一種不確定性在里面。”

潘志琪用鏡頭記錄下胡阿姨。（圖/受訪者供圖）

他的幾部長片，幾乎都與現代化進程以及人在時代變化中的不確定性境遇有關。在《二十四號大街》里，從貴州來到杭州二十四號大街務工的老蘇一家面臨著棚戶區改造，此后開始了不斷地遷移、一無所獲地返鄉，接著又重出江湖。

現在拍攝《與蜂行》，潘志琪隨著養蜂人追花，從中國到東亞，甚至更廣闊的地方。在現代化的浪潮中，傳統的養蜂行業也在尋找新的發展方向。處于產業鏈條底端的養蜂人生活艱辛，越來越少年輕人愿意從事這個傳統行業。但蜜蜂的減少，對生物多樣性有非常關鍵的影響，隨著養蜂人越來越少，未來會發生什么？就像這個行業里的人的命運懸而未決一樣，這也是一場無法預知結果的拍攝。

潘志琪不愿意給自己的片子做過多的闡釋，但他仍舊向我拋出了一個方向，是關于《胡阿姨的花園》的：“也許你可以理解為：這是一部關于‘活著’的紀錄片。尤其在當下這樣一個人人都很迷茫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應該怎么活著？”

在這部片子里，每個人都能得出自己的結論：這也許是一出宿命的悲劇，也許是一個人在不斷受生活錘打的過程中，仍然保有自己的主體性的可能。

胡阿姨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她被教訓了一通，欠債、離異、被騙錢，后來還遭遇旅館被拆，但種種打擊似乎未能改變她，她還是不認命，繼續以她的原則經營生活。她不斷地追尋價值，就像她撿來的那些廢物，和那些來到小旅館里的迷茫的人，最后都重新找到自己的意義。

胡阿姨和少斌，互相成就。（圖/《胡阿姨的花園》紀錄片）

潘志琪說：“我總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是活在時代長河里的水滴。你是無法抵抗的，順勢而生，生生不息，這就是人的生命力。但是，每個人的活法又會不一樣。就像老太太（胡阿姨）一樣，人們好像慢慢都會找到自己與世界相處的方式。”而人和自己理想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都是其中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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