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執行難”的進路：以懲戒、救濟與財產調查為視角的深度剖析

破解“執行難”的系統性進路：以懲戒、救濟與財產調查為視角的深度剖析

本文作者：傅慶濤、張瑜

摘要：

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難”問題，尤其是被執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執行的現象，長期侵蝕司法權威與公民的合法權益。本文旨在系統性地探討應對拒不執行行為的有效策略。文章首先厘清“拒不執行”行為的概念與法律內涵，繼而從三大核心維度展開論述：其一，構建與善用多層次執行懲戒體系，形成法律威懾；其二，激活與暢通多元化執行救濟渠道，保障程序正義與實體權利；其三，深化與創新財產調查方法，破解“財產難尋”困境。本文認為，唯有申請執行人、代理律師與司法機關協同發力，綜合運用懲戒之“矛”與救濟之“盾”，并輔以精細化的財產線索挖掘，方能有效壓縮“老賴”的生存空間，切實守護勝訴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最終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

關鍵詞：

拒不執行；執行難；執行懲戒；執行救濟；財產調查

“執行難”是中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痼疾，其最突出的表現之一，便是部分具備履行能力的被執行人，通過各種手段隱匿、轉移財產或消極對抗，導致法院無法執行到位的行為致使生效裁判文書淪為“一紙空文”。這種行為不僅直接損害了債權人的切身利益，更嚴重挑戰了司法公信力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家最高司法機關近年來連續出臺系列文件，推動執行聯動、信用懲戒和打擊拒執犯罪，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面對被執行人不斷翻新的規避手段，申請執行人及其代理人亦不能置身事外，被動等待。本文立足于實務視角，將“懲戒”、“救濟”與“調查”三大策略有機結合，旨在提供一套系統化、可操作的行動指南，構筑起應對拒不執行的堅固防線。

一、善用執行懲戒體系：構筑多層次法律威懾網絡

執行懲戒是打擊拒不執行行為的直接且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通過對被執行人施加人身、財產或資格上的約束和威懾，迫使其回到履行義務的軌道上來，并對潛在的違法者形成警示。現代執行制度已從單一的財產執行，發展為包括行為限制、資格限制和刑事制裁在內的復合型懲戒體系。

1.基礎性資格限制：限制高消費與納入失信名單

限制高消費與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俗稱“老賴”名單）是兩項最為常見的信用懲戒措施，但二者在適用條件與法律后果上存在差異。

限制高消費：其適用門檻相對較低，具有“客觀歸責”的特性。只要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人民法院即可采取此項措施。它主要從消費端對被執行人進行約束，禁止其進行一系列非生活或經營必需的高消費行為，如乘坐飛機、高鐵軟臥、動車一等座以上座位；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等場所進行高消費；購買不動產或者新建、擴建、高檔裝修房屋等。此舉旨在通過提升其失信成本，間接督促其主動履行義務。

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此項措施的適用更為嚴格，體現了對主觀惡性的懲戒。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除了未履行義務這一客觀要件外，還須證明被執行人具有例如“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以偽造證據、暴力、威脅等方法妨礙、抗拒執行”、“違反財產報告制度”等法定情形。被納入失信名單的后果更為深遠，其信息將向政府相關部門、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機構、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及行業協會等通報，并在政府采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政府扶持、融資信貸、市場準入、資質認定等方面受到聯合信用懲戒，形成“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格局。

2.人身自由與出入境限制：拘傳、罰款、拘留與限制出境

對于更具對抗性的拒不執行行為，法律賦予了法院更強有力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拘傳、罰款與司法拘留：拘傳是對必須接受調查詢問的被執行人、被執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者實際控制人，經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場的，人民法院可以拘傳其到場。罰款是針對單位和個人的常見經濟懲罰手段；司法拘留則是對個人最嚴厲的短期人身自由限制，拘留期限最長可達十五日。這些措施直接作用于被執行人的財產和人身，是彰顯司法權威、打破其僥幸心理的“重器”。

限制出境：根據出入境管理法、民事訴訟法及涉外法律法規的規定，對未了結民事案件的中國公民或外國人，法院有權決定不準其出境。這一措施對于有海外業務、留學或移民傾向的被執行人具有極強的威懾力，能有效防止其通過出境方式逃避債務。

3.終極刑事制裁：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當拒不執行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時，追究刑事責任是維護司法尊嚴的最后防線。《刑法》第313條明確規定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實踐中，拒不執行“情節嚴重”包括但不限于：被執行人隱藏、轉移、故意毀損財產或者無償轉讓財產，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擔保人或被執行人故意毀損已向法院提供擔保的財產，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暴力抗拒執行等。

需要強調的是，追究拒執罪并非只能依賴公訴程序。申請執行人可以通過三種路徑啟動刑事追訴：第一，向執行法院提供證據線索，申請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第二，直接向公安機關提出刑事控告；第三，在前兩種途徑均未啟動的情況下，申請執行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這為打擊惡意拒執行為提供了多元化的法律武器。

實踐中，成功啟動拒執罪程序，關鍵在于專業證據的收集與程序的有力推進。一個拒執案件要想成功立案，既需要獲取足以打動司法機關的證據，做好線索的收集、固定，也要撰寫一份足夠專業的控告申請書，且在隨后的司法程序中，也要保持與公安、檢察、法院的緊密溝通，不斷協調、處理隨時出現的狀況。

二、暢通執行救濟渠道：彌補程序漏洞與權利損害

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因法院消極執行、錯誤執行或出現新的情況，導致執行程序受阻或申請執行人的利益受損。此時，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救濟渠道至關重要。

1.程序推動型救濟：提級執行與指定執行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37條，執行法院自收到申請執行書之日起超過六個月無正當理由未執行的，申請執行人有權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上一級法院經審查，可以責令原法院在一定期限內執行，也可以決定由本院執行或者指令其他法院執行。這一制度設計旨在破解地方保護主義或執行法院怠于行使職權的困境，為執行案件注入新的推動力。

2.監督糾錯型救濟：執行監督與檢察監督

當面對“執行亂”或“消極執行”時，申請執行人應善于借助上級法院和檢察機關的監督力量。

執行監督：申請執行人可以向上級法院反映執行法院存在的消極執行（如無正當理由拖延執行）、錯誤執行（如違法處置財產）等問題，請求上級法院進行監督與糾正。在實踐中，“一案雙查”機制將案件執行情況與執行干警的履職盡責、違紀違法問題調查相結合，形成了有效的內部監督壓力。

執行檢察監督：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民事執行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當申請執行人認為法院的執行行為違法，如執行管轄錯誤、違法中止或終結執行、違法采取執行措施等，可以向同級或上級檢察院申請監督。檢察建議已成為糾正違法執行行為的重要方式。

3.權利實現型救濟：參與分配與“執轉破”

在多個債權人對同一債務人主張權利時，如何公平受償成為關鍵。

參與分配：對于債務人為公民或其他組織，其財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情況，已經取得執行依據的其他債權人可以向首查封法院申請參與對被執行人財產的執行和分配。這確保了在債務人資不抵債時，債權人能夠公平地按比例受償，避免個別執行帶來的不公。

執行案件移送破產審查（“執轉破”）：當債務人是企業法人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時，輪候查封、凍結的申請執行人往往難以獲得債務清償。對此，如果對債務人申請“執轉破”，可以將個別執行程序轉入破產清算或重整的集體清償程序。這有助于一攬子解決圍繞該企業的所有債務糾紛，為無望獲得財產清償的申請人帶來希望。

三、深化財產調查手段：破解“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困局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財產線索是執行工作的生命線。在法律框架下，申請執行人及其代理人不應僅僅被動等待法院查控，而應主動承擔起提供財產線索的責任，化身“執行偵探”。

1.數字化財產線索的挖掘

在數字支付時代，被執行人的財產形態日益虛擬化，調查也需與時俱進。

移動支付與社交賬戶：通過向法院申請調查令，可以調查被執行人實名認證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賬戶。目標不僅是查詢賬戶余額，更是為了獲取其綁定的全部銀行卡信息、分析其資金流水，從而發現其消費習慣、大額轉賬對象、規律性收入（如租金、工資）等關鍵信息。

銀行賬戶流水及資產證明分析：銀行流水是資金往來的“心電圖”。通過分析流水，可以識別出在判決生效后發生的異常大額支出、疑似流向親友的贈與款項、用于購買定期、保險或理財產品的支出等，這些都可能成為證明其具備履行能力或存在惡意轉移財產行為的直接證據。

2.傳統與特殊財產類型的排查

除了現金和存款，現今的財產形態多種多樣。

社會保障與住房公積金：雖然社保基金和醫保賬戶資金一般不得執行，但通過查詢這些信息可以鎖定被執行人的工作單位及工資收入，進而申請法院扣留、提取其工資。住房公積金賬戶內的余額，則依法可以直接強制執行。

具有現金價值的保險與理財產品：許多被執行人通過購買長期、高額的理財型保險或金融產品來規避執行。根據相關規定，這些產品的現金價值（退保后可獲得的金額）屬于被執行人的責任財產，法院可以依法強制解除保險合同或贖回理財產品，執行其現金價值。

登記型財產的全方位核查：這包括但不限于房產、土地使用權、車輛、船舶等。調查范圍應擴展至被執行人及其家庭成員（配偶、子女）名下，重點審查在債務形成前后有無異常的不動產登記、車輛過戶等行為，以識別通過“假離婚”、無償或低價贈與等方式轉移財產的伎倆。

3.企業信息的穿透式調查

當債務人是企業時，調查應更具策略性和穿透性。

工商信息“大數據”分析：利用公開的商業信息平臺，核查企業的經營狀態（是在業、吊銷還是注銷）、注冊地與經營地、股東及出資信息、實控人、對外投資、分支機構等。利用網絡搜索（包括但不限于搜索引擎、微信搜索、AI等搜索平臺）橫向+縱向穿透識別公司法人的實控人、關聯公司，進而通過撤銷權等訴訟，增加法人的財產范圍。若發現股東未履行清算義務即注銷公司，或一人公司的股東財產與公司財產混同，均可依法追究股東的連帶責任。

應收賬款與到期債權的追蹤：調查債務人近年的招投標記錄、政府采購合同等，可以判斷其是否存在對第三人的到期債權。此項債權同樣可以作為執行標的，申請法院向次債務人發出履行到期債務通知。

上述調查，可由代理律師或專業調查機構承擔，必要時也可借助具備合法資質的商業數據平臺。據了解，當前可以通過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互聯網表層數據只有10%，對于更多深層數據的發掘應當借助專業機構。尤其是對有隱藏、轉移財產嫌疑的案件來說，申請執行人的決心往往很重要。

結論

應對拒不執行是一項系統工程，它考驗的不僅是法律的剛性，更是申請執行人及其代理人的智慧與韌性。本文所構建的“懲戒-救濟-調查”三維策略框架，旨在提供一個清晰、全面的行動圖譜。其中，懲戒是鋒芒，通過施加痛苦和限制，迫使被執行人回到履行軌道；救濟是保障，在公權力運行出現偏差時，為權利人提供修正與補救的路徑；調查是根基，為一切執行措施提供了目標與可能性。這三者相互依存，互為補充。

對于申請執行人而言，必須摒棄“一紙判決即可高枕無憂”的陳舊觀念，主動、深入地參與到執行程序中，將手中掌握的碎片化信息與專業的法律手段相結合，與執行法官形成合力。對于被執行人而言，則應清醒地認識到，在日益完善的執行聯動機制和信用懲戒體系下，拒不執行的代價正變得無比高昂。誠信履行生效裁判，不僅是法定義務，更是規避更大法律風險、維護自身長遠發展的理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