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一家燈光柔和的涉外商店里,收銀員姑娘輕巧地將三顆包裝簡陋的奶糖推過柜臺,她甜美的微笑背后,是一個國家外匯困局的縮影。
我站在平壤一家只對外國游客開放的商店里,手中握著一張百元人民幣,眼前是標價13美元的高麗參。收銀員姑娘的手指在計算器上跳躍,最終她抬起頭,微笑著遞給我三顆糖——不是美元,不是人民幣,甚至不是朝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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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朝鮮旅游,就像步入一個被精心編排的劇場。我們的行程被安排得像時鐘般精準,平壤的整潔街道、精心修剪的樹木、表情平靜的行人,一切都恰到好處。
導游的話語中,“主體思想”和“先軍政治” 反復出現,成為朝鮮人民的精神坐標。在這個僅有約10%國土適宜耕種卻供養著2500萬人口的國家,每一次物資分配都顯得格外珍貴。
涉外商店是這個封閉社會的一個特殊窗口。這里陳列的商品對于普通朝鮮人而言,如同另一個世界的物品。標價幾乎全以美元為單位,偶爾會出現歐元或人民幣的影子,但永遠不會是朝幣。
商店內部裝潢明顯優于普通朝鮮商鋪,燈光柔和,柜臺整潔,而營業員則是經過層層篩選的年輕女性,她們面容姣好,舉止得體,統一穿著傳統改良的服裝,能說基本的中文或英文購物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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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百元人民幣遇上找零難題
那天下午,我挑選了一包13美元的高麗參。走到收銀臺,遞過一張百元人民幣。營業員姑娘接過紙幣,手指在計算器上快速敲打,然后陷入了沉默。
計算器屏幕上的數字在閃爍:100人民幣約等于14.7美元,減13美元,應找回1.7美元或等值人民幣。她的手指在計算器上反復按動,眉頭微蹙,最終轉身與同事低聲交談。
幾分鐘后,她轉過身,遞給我三顆簡單的奶糖,臉上掛著訓練有素的微笑:“對不起,我們沒有零錢找您,這是給您的補償。”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憤怒,而是深刻的無力感。
這并不是個案。同團的其他游客也有類似經歷:買8美元明信片給10美元,找回一包紙巾;購買15美元的人參茶給20美元,找回一小袋松子。找零物品的價值往往遠低于應找金額,但面對那些帶著緊張微笑的年輕面孔,誰又能真的計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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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困局下的無奈應對
朝鮮的外匯儲備一直是個謎。根據國際機構估計,其外匯儲備可能不足100億美元,甚至更低。相比之下,韓國的外匯儲備超過4000億美元,中國的更是超過3萬億美元。
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嚴格管制外匯流動。涉外商店收到外匯后,必須全部上繳國家,商店自身幾乎沒有外匯留存。因此,當需要找零時,商店常常面臨無外匯可找的窘境。
這種外匯短缺的應對方式,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系統:大額商品盡量鼓勵顧客多買湊整;小額商品則搭配其他物品銷售;實在需要找零時,就用店內其他物品代替。
找零物品的選擇也有講究:糖果、餅干等食品類最常用,因為朝鮮國內可以生產;其次是筆記本、鉛筆等文具;有時候甚至是小包裝的洗滌劑或肥皂。這些物品雖然對游客價值有限,但在朝鮮國內卻是實實在在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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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輕的營業員大多來自平壤的中產家庭,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和業務培訓。她們的工作不僅是一份職業,更是一種政治任務——代表國家形象,服務外國游客。
一位曾在中國留學的朝鮮姑娘偷偷告訴我,她們每天都要背誦外匯兌換率,學習如何應對各種找零情況。上級給她們的指示很明確:盡可能避免找零外匯,但也不能讓顧客過于不滿。
她們手中的計算器不僅是計算工具,更是外交工具。當需要找零時,她們會快速計算用哪種物品替代最合適,既能滿足顧客,又不違反規定。
這種工作環境使她們練就了察言觀色的能力:能準確判斷哪些顧客可能堅持要現金找零,哪些顧客更容易接受替代品;哪些顧客可以多給一些替代品作為補償,哪些顧客只需最低限度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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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三顆糖,讓我們計算一下實際的經濟賬。在朝鮮,一顆普通奶糖的價格可能不到1美分,三顆糖的總成本約3美分。而應找給我的1.7美元,按朝鮮官方匯率約合1700朝幣,足夠一個普通朝鮮家庭數天的食物開支。
這種看似荒誕的找零方式,背后卻有嚴密的經濟邏輯:對國家而言,保住了寶貴的外匯;對商店而言,完成了銷售任務;對營業員而言,避免了違反規定的風險。唯一的代價是游客的感受,而游客通常不會再次光顧,這種代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這種邏輯延伸到了朝鮮對外經濟的方方面面。在與外國企業的合作中,朝鮮常常要求以物易物而非現金交易;在邊境貿易中,中國商人也經常遇到朝鮮方面用礦石、木材等原材料直接換取商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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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鮮,實際上存在著兩套并行的貨幣系統:一套是對內的朝幣系統,一套是對外的外匯系統。普通朝鮮人使用朝幣,購買國家配給的基本物資;而特權階層和涉外機構則能接觸到外匯,購買進口商品和奢侈品。
這種雙軌制導致了巨大的價格差異:在平壤普通商店,一公斤大米可能只需500朝幣(約合0.5美元);而在涉外商店,同樣一公斤進口泰國香米可能要價5美元。十倍的價格差,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消費世界。
對于外國游客而言,只能用外匯消費,無形中被限制在了一個高價經濟體中。我們的消費能力被放大,100元人民幣在國內可能只是兩杯咖啡,在朝鮮卻能買到“昂貴”的高麗參。這種扭曲的價格體系,使我們的消費行為失去了正常的參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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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接過那三顆糖,看著營業員姑娘期待中帶著歉意的眼神,最終說出了“謝謝”。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幾顆糖的問題,而是兩個世界對話方式的縮影。
她的微笑中有自豪——代表國家接待外賓的自豪;也有無奈——無法提供完善服務的無奈;還有警惕——對外部世界既好奇又防備的警惕。這種復雜的表情,我在朝鮮的許多面孔上都曾見過:導游講解時的自豪,藝術家表演時的專注,甚至街頭行人匆匆一瞥中的好奇。
朝鮮社會就像一面多棱鏡,每個人看到的反射都不同:有人看到嚴格控制,有人看到民族自豪;有人看到物資匱乏,有人看到精神富足。而這三顆糖,成為了我與這個復雜社會最直接的接觸點。
離開商店時,我將三顆糖放進口袋,沒有當場打開。回國后,我一直保留著它們,作為那次奇特經歷的物證。
后來了解到,朝鮮的涉外經濟正在發生微妙變化。隨著旅游業的發展,一些商店開始儲備少量外匯用于找零;部分高端酒店甚至開始接受信用卡支付;在羅先經濟特區,外匯使用更加自由。
然而,對大多數朝鮮人而言,外匯仍然是稀缺資源,是國家嚴格控制的戰略物資。我那三顆糖所代表的外匯困局,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
那把計算器還在工作,為下一個沒有零錢可找的游客計算著該用幾顆糖、幾塊餅干作為替代。商店的燈光依然柔和,營業員的微笑依舊甜美。
我走出店門,將三顆糖放入口袋,沒有當場打開。它們像這個國家的許多事物一樣,外表簡單,內涵復雜,等待著被理解,或者至少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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