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西安事變后，國民黨通過決議：本黨博愛，不斷人自新之路

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對我國土的踐踏激起我全民族的抗日熱情。當時，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正在北平匯文中學念書。同學們在大罵張學良“不抵抗”的同時，將憤恨發泄在了張學思身上，用墨汁在其襯衣上寫下“不抵抗將軍之弟”七個字。

張學思羞辱難當，來到張學良在北京居住的順承郡王府、氣憤地質問：“為什么下令不抵抗？為什么丟棄東三省？為什么要背上千古罵名？”

張學良從未見過四弟如此激動，非常意外；待張學思解開身上長衫，露出襯衣上“不抵抗將軍之弟”7字時，忍不住也從沙發上蹦起：“四弟，大哥對不起你，讓你受委屈了！”

然后，張學良就開始在屋里踱來踱去、隨后眼睛變得血紅：“四弟，請你相信我，你大哥絕不是那種賣國之人，殺父之仇、失土之恨，我張學良是不會忘的，總有一天，我會用行動洗刷恥辱！”

但是接下來，蔣介石政府仍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消極抗日、積極剿共。1935年秋，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經過長征、來到陜北，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的戰線政策，具體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對東北軍進行爭取”。

東北軍的家鄉被日本侵占，蔣介石卻把他們調來打內戰，國恨家仇的大敵當前、卻兄弟鬩于墻，這讓東北軍的絕大多數官兵不滿。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張學良八兄弟

也是在1935年12月，張學良到上海秘密會見原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吉林省自衛軍總司令李杜，委托他尋找中共關系、商談聯合抗日。

• 說句題外話：在這個期間，中共地下黨員、牧師董健吾提出讓張學良幫助把3個小學生帶往蘇聯（一個董的兒子，另外是毛岸英哥倆）。張學良安排李杜，將他們送到蘇聯。

其時，李杜正在參加由宋慶齡組織的抗日救亡運動。宋慶齡得知后，就讓自己的英文秘書史沫特萊聯絡中共特科人員劉鼎（陳賡部下）從中溝通。

1936年1月，毛、周、彭等聯名發出《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

1936年3月，劉鼎赴西安，以他豐富的學識和斗爭經驗，系統地向張學良介紹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在張學良和中共的溝通中，其親信高福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高福源在1935年10月29日的榆林橋戰役中被俘。毛主席聽說后，給彭德懷打電話囑咐：“你們要好好地優待他，住到一定的時候，他愿意回去，就讓他回去。”

彭德懷對此非常重視，曾和高福源同住一個窯洞、長時間深談。原籍東北安東（今東港）的政治部秘書長周桓，陪著他參觀了紅軍營地。在紅軍與東北軍被俘官兵的聯歡會上，當“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旋律響起來時，高福源熱淚盈眶、自告奮勇要回去說服張學良。

1936年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陜北膚施（延安）舉行會談，商定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以及幫助東北軍部隊進行抗日教育等具體協定。

周恩來和張學良的秘密會談獲得成功以后，中共相信爭取與東北軍和陜西的其他武裝力量聯合起來抗日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這將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周恩來希望能有一位同情進步事業的外國記者對這一過程進行客觀的報道。

蔣介石到渭南視察防務

1936年9月，史沫特萊接受了劉鼎的邀請，離開上海來到西安。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仍一意孤行，于1936年10月22日、由南京飛抵西安，親自督促張學良進剿紅軍。

張學良不愿再繼續以中共為敵，并向蔣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但1936年10月29日，蔣介石還是從西安乘火車到達了洛陽，以“避壽”為名、部署“西北剿共”計劃。

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并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拒絕。蔣介石強令其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往東撤。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拒絕；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西安、對其部屬訓話，蔣同意。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乘火車由洛陽抵西安，住在距西安城東40里的臨潼驪山腳下的華清池內，準備以此處為“剿共”的臨時行轅。

1936年12月7日，痛感于國恨家仇的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仍遭蔣拒絕。

1936年12月9日，愛國青年去臨潼向蔣介石請愿、要求共同抗日。張學良擔心蔣會對請愿的隊伍下毒手，特地趕來勸阻；于是，學生們一起向他唱起了歌，“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

悲壯的歌聲把張學良打動，他沉痛地說：“請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內，用事實來答復你們。”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國民革命軍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見蔣介石。白鳳翔曾參加“長城會戰”、深得張學良信賴。

捉蔣亭

當時，蔣介石已開會通過第六次“圍剿”計劃，準備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動員令。1936年12月11日晚，蔣介石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參加晚宴。

晚宴期間，蔣介石宣讀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1936年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12月12日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5時，東北軍奉命到華清池捉拿蔣介石，蔣介石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后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后面，被發現活捉。

同時，十七路軍扣留了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沖跳窗逃跑，被士兵開槍擊傷，兩天后死于醫院。

奉張學良密令，擔任“西安事變”一線總指揮的，就是白鳳翔。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通電全國，發出救國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的當天，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西救”）的18個救亡團體，通電全國，擁護張、楊二將軍的八項主張。

12月16日，“救亡團體”召開西安市民大會，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張、楊二將軍的愛國行動。

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看了張、楊提出的八項主張后，于12月21日發電，支持張、楊的行動。此舉、為其日后的命運埋下隱患。

到了這時，人們開始相信：東北軍當年之所以不抵抗日軍，其實是屈從于蔣介石的方針。得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及共產國際執委會人員都認為應該殺死蔣介石。

當時《西北文化日報》對西安事變的報道

1936年12月13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席指出：“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并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出來。”

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專門接見了史沫特萊，向她說明這次事變的意義，委托她主持對外英語廣播，報道西安事變真相，并為她提供一切方便。為了保證安全，英語電臺就設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里。

當時，史沫特萊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在廣播中，她一面概述當天西安的事態發展，一面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

但是、12月13日起，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等報刊和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連續發文，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分析，并對事變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指責。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表示不希望張學良公開“三位一體”（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與紅軍結成的軍事同盟）。張學良得知中共的態度后，接下來、在和宋子文為代表的國民政府談判時，態度急轉直下，要求的條件打了很大折扣。

西安事變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后，史沫特萊在廣播中、公開披露了蔣介石在西安的秘密允諾。其中的承諾之一，就是允準劃定陜甘寧二十一縣為中共治理地。

但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承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事情，在國統區一直秘而不宣。張學良、楊虎城扣留了蔣介石，不久張學良又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這短短的兩星期究竟發生了什么、會給中國政局帶來怎樣的變化，無疑是中國的頭等大事。

左起：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

《大公報》記者范長江覺得不到西安采訪此事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失職，也是新聞界的遺憾，于是決定去西安。在楊虎城的公館里，周恩來將西安事變的全部、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范長江。范長江提出要到延安、采訪心儀已久的毛主席。

對于毛主席的采訪改變了范長江的一生。他本想長期留下來，但毛主席勸他盡快返回上海，把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宣傳出去。1937年2月15日，范長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將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真相掀了個底朝天。

1937年2月21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其中有這么一段：“今者共產黨人于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授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