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之爭，且看儒家儒家思想如何淪為政治斗爭的利器。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們提到，在君主集權(quán)的時代里，所謂的忠孝兩全，其實不過是為了滿足君主個人的私欲。對于小君來說，這種忠孝難兩全的困境，不過是揭示了帝王的自私罷了。

然而，諷刺的是，忠與孝雖說往往成為集權(quán)帝王統(tǒng)御臣民的武器，但在某些時候卻也暴露了君主集權(quán)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就例如明嘉靖年間那場大禮議之爭中，孝道已經(jīng)不是儒家口中那至純的孝，他成了新君與舊臣之間權(quán)力博弈武器。聰敏的嘉靖皇帝將孝道這一儒家的核心價值作為了自己對抗群臣的武器，他敏銳地將政治斗爭包裝成了維護人倫親情的到的斗爭，使得他在輿論上占據(jù)了有利的優(yōu)勢，使得文官集團們即便使用“大禮”這個大帽子來壓制他，也讓文官們口中的“孝道”顯得那么不近人情且僵硬刻板。

可以說，大禮議事件無疑是有明一朝的重要政治事件，君臣有來有往爭爭執(zhí)不休的問題，對于我們現(xiàn)代人來說卻顯得有些荒謬，因為嘉靖說什么都不肯松口的為題，不過是為了證明：他爹確實就是他爹。為了這個在現(xiàn)代人看來似乎毫無爭議的問題，嘉靖皇帝與文臣了居然就這么鬧了一輩子脾氣。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南巡在清江浦落水后，居然于半年后猝死，麻煩的是明武宗幾無子嗣又無同胞兄弟。于是大臣們根據(jù)《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的原則，選擇了武宗的堂弟，便是明孝宗的親弟弟興獻王長子朱厚熜接任帝位。

但讓群臣每想到的是，新皇居然給文臣們出了一道難題：他要認自己的父親為父親。或許我們現(xiàn)在會覺得，這不是很合理的要求么。然而，這個要求卻與皇位繼承的宗法秩序產(chǎn)生了矛盾。

為了確保繼承大統(tǒng)的純正性，嘉靖皇帝是以“兄終弟及”的原則，作為明武宗的后嗣繼承皇帝位的，用現(xiàn)在的說法就是先過繼成為明孝宗的兒子，然后再以明武宗親弟弟的名分名正言順的繼承皇位。這么一來，繼承帝位后，嘉靖只能稱明孝宗為父親，而自己的親爹則成為了他的叔叔。

于是，嘉靖怒了，憑什么當了皇帝后反而親爹都不能認了。在嘉靖看來，他是以興獻王長子的身份，直接繼承堂兄武宗的皇位，而不是作為孝宗的嗣子。他的皇位來自祖訓“兄終弟及”，而非孝宗的“恩賜”。因此，我沒有理由改變自己的父母。且嘉靖認為讓自己認別人為父、稱親生父母為叔嬸，是違背人倫的“偽孝”。

于是，雙方各執(zhí)己見毫不退讓，一場影響深遠的大禮議之爭便就此拉開。

其實，表面上看，這是儒家思想體系中“孝”與“忠”的矛盾，是家族倫理與政治倫理不可調(diào)和的爭端。對于文官集團來說，政治倫理的“忠”大于家族倫理的“孝”，但對于嘉靖來說，“孝”才是“忠”的基礎(chǔ)。人倫之孝都做不到，又談何對國家之忠。

事實上，這件事也暴露了產(chǎn)生于封建宗法社會的儒家思想內(nèi)部的“孝”和“忠”的原則矛盾。而這種矛盾則在秦漢之后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權(quán)制的背景下，被有意的激化和利用了，最終演變成一場旨在強化個人絕對服從皇權(quán)的政治博弈。而有意激化和利用這個矛盾的人便是嘉靖皇帝。

畢竟，嘉靖皇帝作為外藩繼承皇位，在朝中可謂是毫無根基。而楊廷和等老臣則在朝中經(jīng)營多年，勢力盤根錯節(jié)，因此嘉靖皇帝即位后及后可能被架空而成為文臣集團的傀儡。因此，聰明的嘉靖皇帝便有意借用大禮議之爭來測試群臣的忠誠度，并有力地打擊朝中地舊有勢力，快速地建立自己地權(quán)威。

因此，他通過支持張璁、桂萼等“議禮派”下級官員，成功地分化了文官集團，打擊了以楊廷和為首的“護禮派”元老。最終，楊廷和罷官，數(shù)百名官員在左順門事件中被廷杖、下獄、貶黜，舊有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被徹底摧毀。可見，嘉靖口口聲聲維護地孝道已再是單純的家庭倫理，而是被工具化為政治斗爭的利器罷了。

但從大禮議之爭也可以看出，在絕對的君主專制下，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其內(nèi)部的各個原則也可以被皇權(quán)隨意取舍和工具化，最終服務于鞏固權(quán)力這一終極目的。這不僅是制度的矛盾，更是意識形態(tài)在極致權(quán)力下的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