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八年正月十五,北京紫禁城里正張燈結彩過元宵,幾百里外的安徽鳳陽卻炸了鍋。
誰也沒想到,一群被朝廷看不起的泥腿子,竟然把大明朝的“老家”給端了。
這把火燒得太絕了,不僅把朱元璋當年當和尚的皇覺寺燒成了灰,連老朱家祖墳里的松柏都被砍了個精光。
消息傳回北京,崇禎皇帝當場破防,披頭散發地跑到太廟去哭祖宗,那場面,簡直比殺了他還難受。
這事兒吧,還得從半個月前說起。
那時候河南滎陽的氣氛,壓抑得讓人想撞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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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這次是下了血本,從四面八方調集了精銳部隊,像個大鐵桶一樣把農民軍圍在了中間。
這時候的起義軍雖然號稱“十三家七十二營”,聽著挺唬人,其實就是一盤散沙。
這幫人平時搶地盤能把腦漿子打出來,現在大難臨頭,聚在滎陽與其說是開會,不如說是吃“散伙飯”。
現場那叫一個亂。
有人喊著跟官軍拼命,有人嚷嚷著趕緊分行李跑路,甚至還有幾個暴脾氣的大佬拔刀要搞內斗。
眼看這隊伍就要散架,角落里站起來一個人。
這人就是李自成。
這時候他可不是什么“大順皇帝”,連“闖王”的名號都還是他舅舅高迎祥的,他頂多算個高級馬仔。
但李自成跟那幫大字不識一個的大老粗不一樣,人家那是體制內出來的,當過驛卒(相當于現在的郵政在編人員),見過世面,腦子清楚得很。
李自成看了一眼亂糟糟的會場,直接拋出了一個方案:別像沒頭蒼蠅一樣亂撞了,咱們得玩個大的——“四面開花”。
既然官軍想包圍咱們,那咱們就反過來,把這十幾萬人撒出去,往四個方向打,讓官軍顧頭不顧尾。
為了讓這幫桀驁不馴的大哥們聽話,李自成用了一個最接地氣的辦法——抓鬮。
你敢信?
決定大明王朝命運的戰略部署,竟然是用這種像過家家一樣的方式定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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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一出來,分工明確:老回回他們在河南兜圈子帶節奏,革里眼往南去擋那個很難纏的左良玉,橫天王往西去頂住最能打的秦軍。
但這都是幌子,真正的殺招在李自成、張獻忠和高迎祥手里——他們抽到了去東邊的簽。
目標很明確:直搗大明的中都,鳳陽。
這一招叫“避實擊虛”,真毒啊。
鳳陽雖然是陪都,但那是兩百多年前的事了,現在那就是個養老的地方,防守松懈得跟篩子一樣。
最關鍵的是,那里埋著皇帝的祖宗。
方案一定,李自成和張獻忠那是撒丫子就往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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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打鳳陽練練手,他們先拿潁州(現在的安徽阜陽)開了刀。
這一仗,李自成展示了他作為軍事天才冷酷的一面。
面對堅固的城墻,他沒傻乎乎地拿人命去填,而是在城外搭起了比城墻還高的木樓,架上火炮居高臨下地轟。
這不就是古代版的“降維打擊”嗎?
城里的守軍哪見過這陣仗,心態直接崩了。
不過大明朝雖然快完了,硬骨頭還是有幾根的。
潁州知州尹夢鰲,城破了也沒跑,帶著殘兵在巷子里跟起義軍死磕,最后全家七口人全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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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個退休回家的前兵部尚書張鳴鶴,這老爺子也被抓了,倒吊在樹上被亂箭射死。
李自成在潁州那是真的狠,全城的官員幾乎被殺絕了。
這么干不僅僅是為了泄憤,更是為了立威。
在亂世里,恐懼往往比刀劍更有殺傷力。
帶著這股血腥氣,正月十五那天,起義軍的大部隊像鬼一樣出現在了鳳陽城下。
此時的鳳陽守軍還在做夢呢,看著城外烏壓壓的人群,還以為是哪來的難民討飯吃。
幾乎沒費什么勁,這座大明王朝的“龍興之地”就這么淪陷了。
接下來的事,成了大明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如果說之前的打仗是為了搶錢搶糧,那在鳳陽,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羞辱。
李自成一把火燒了皇覺寺,那是朱元璋當年當和尚討飯的起點,也是大明皇權神話的源頭;張獻忠更狠,直接帶著人沖進了明皇陵。
這幫人可不是一般的盜墓賊,他們帶著極強的政治仇恨。
陵區里長了幾百年的幾十萬株松柏,被砍得干干凈凈,金碧輝煌的享殿瞬間化為灰燼。
最讓朝廷崩潰的是,他們雖然沒挖開朱元璋在南京的孝陵,但把朱元璋父母的墳給刨了。
尸骨被拖出來,任由亂兵和戰馬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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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講究孝道的年代,這就叫“斷龍脈”,是對一個家族、一個政權最頂級的侮辱。
這就好比是當著全國人民的面,狠狠抽了皇帝幾個大嘴巴子。
消息傳到北京,崇禎皇帝整個人都傻了。
他穿上喪服,跑到太廟去哭,那是真哭啊,哭得撕心裂肺。
因為他知道,這事兒一出,皇帝的神圣光環就徹底碎了。
以前老百姓還覺得皇帝是真龍天子,不敢造次,現在一看,連祖墳都保不住,這“天子”也不過如此。
崇禎一怒之下,把鳳陽巡撫楊一鵬給宰了,兵部尚書也被逼著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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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有個屁用啊?
從滎陽那個亂糟糟的散伙飯,到鳳陽這場驚天大火,這事兒標志著明末的農民起義徹底變味了。
這幫曾經只為求一口飯吃的流民,在李自成的策劃下,開始有了系統的戰略眼光。
更可怕的是,他們不再敬畏皇權,開始把皇帝拉下神壇,踩在腳底下摩擦。
當官軍主力氣喘吁吁趕到鳳陽的時候,留給他們的只有一片還在冒煙的廢墟。
而李自成和張獻忠,早就帶著搶來的金銀財寶,鉆進了茫茫大山里。
那場大火燒掉的,不僅僅是幾座宮殿,而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一點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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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史·流賊傳》,中華書局,1974年。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彭孫貽,《平寇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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