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5 月,第二次反 “圍剿” 的戰令下達后,毛澤東連著幾天睡不著覺。紅軍兵力不足,敵人兵力數倍于己,不少干部對著地圖唉聲嘆氣,有人甚至私下議論 “這下怕是熬不過去了”。面對滿屋子的焦慮情緒,毛澤東沒有召集會議空談辦法,而是拉上彭德懷直奔白云山。
兩個人在山里跑了整整一天,爬遍了大小山頭,仔細察看每一處溝壑、隘口,向當地獵戶詢問山路走向,聽老農講往年官兵進山的情形。夕陽西下時,毛澤東站在山頂指著地形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打正面,紅三軍團打包抄,這里就是敵人的死穴。”
戰后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語氣十分肯定:“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他對著圍坐的干部們強調:“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里尖銳地批評:“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
他給出的解藥很直接:“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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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秋,秋收起義的部隊登上井岡山,新的焦慮又冒了出來。這支隊伍里,農民戰士占了大半,不少干部連基本的戰術都不懂,毛澤東自己也沒有上過軍事院校,更沒有多少帶兵打仗的經驗。
敵人的 “進剿” 很快就來了,工農革命軍在茶陵城硬拼了一場,雖然守住了城池,卻付出了慘重代價,部隊士氣低落到了極點。
有人私下抱怨:“連怎么打仗都沒學明白,這根據地怕是守不住。” 毛澤東沒有回避問題,他在戰后總結會上說:“我們現在沒有本錢打消耗戰,得想別的辦法。” 他想起當地老鄉講的 “山大王” 朱聾子的故事:官府抓了他幾十年都沒抓到,就因為他懂得利用山形地勢,跟官兵滿山兜圈子。
毛澤東把這個故事講給干部戰士聽,接著改了朱聾子的話:“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 —— 這話要改一改,我們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避實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等他暈頭轉向暴露弱點以后,就抓準狠打。”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部隊邊打仗邊總結。打了勝仗就坐下來分析怎么打贏的,吃了敗仗就復盤哪里出了問題。
1928 年 4 月朱毛會師后,接連打退敵人的幾次進攻,毛澤東和朱德把這些實戰經驗概括成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的十六字訣。
多年后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笑著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那些當初發愁 “不會打仗” 的干部戰士,就這樣在一次次戰斗中練出了真本領。
全面抗戰爆發后,延安成了革命圣地,不少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投奔而來。
兩種人都陷在焦慮里:懂理論的愁不會做事,會做事的愁沒有理論。
1941 年 5 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
他給大家舉了個通俗的例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這句話很快在延安傳開了。
中央黨校的課堂上,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 他不贊成把理論當擺設,更反對 “飽食終日,坐在機關里面打瞌睡,從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 的做法。
當時有位從蘇聯回國的干部,整天捧著 “本本” 講戰術,卻從沒上過戰場。
毛澤東找他談話:“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后來這位干部跟著部隊去了前線,在實戰中學習指揮,慢慢成長為合格的指揮員。
延安的干部們也漸漸明白:不用等把所有理論都學透再去工作,在做事中學習,理論才有用,本事才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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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中國成立,共產黨人從打天下變成了坐天下。更大的焦慮擺在面前:搞革命打仗有經驗,可搞建設、管城市、發展工業,大家都是外行。有干部在會議上直言:“以前指揮打仗心里有底,現在看著工廠的煙囪都發愁,不知道從哪兒下手。”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給大家鼓勁:“我們過去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 他帶頭學習新知識,找來工業、農業、科技方面的書籍,還經常請專家到中南海講課。更重要的是,他堅持讓干部們 “到實踐中去學”。
1956 年,全國各地都在搞建設,出現了不少新問題。毛澤東用了兩個多月時間,聽取了 34 個部門的工作匯報,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工廠農村。
在這個基礎上,他寫出了《論十大關系》,提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他在報告里說:“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學習別國長處,借鑒別國經驗,走自己的路。”
當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干部回憶,毛澤東反復跟他們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那些當初對著工廠煙囪發愁的干部,深入車間跟工人一起勞動,走進田間向農民請教經驗,漸漸從 “外行” 變成了 “內行”。
1960 年,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作《十年總結》時還不忘提醒大家:“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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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訴在場的干部:“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前,我軍從未與美軍大規模交手,很多指揮員對著情報發愁,不知道該怎么應對這個裝備精良的新對手。
毛澤東沒有等大家 “學好” 美軍戰術再出兵,而是立刻安排人去實地調查:向正在作戰的朝鮮人民軍了解情況,找曾與美軍合作過的原國民黨軍將領咨詢,派遣干部赴朝摸清美軍作戰特點。
正是這些在 “干前” 就開始的 “邊干邊學”,為制定作戰策略提供了關鍵依據。
毛澤東曾把調查研究比作 “十月懷胎”,把解決問題比作 “一朝分娩”。這個比喻恰如其分地詮釋了他的理念:焦慮的根源往往是停留在 “想” 而沒有開始 “做”,就像光想懷孕卻不肯付出行動。
而一旦邁開步子,在干中調查、在做中學習,問題自然會像胎兒成熟一樣,迎來解決的時刻。這或許就是 “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 留給后人最實在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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