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學習打敗焦慮：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

1931 年 5 月，第二次反 “圍剿” 的戰令下達后，毛澤東連著幾天睡不著覺。紅軍兵力不足，敵人兵力數倍于己，不少干部對著地圖唉聲嘆氣，有人甚至私下議論 “這下怕是熬不過去了”。面對滿屋子的焦慮情緒，毛澤東沒有召集會議空談辦法，而是拉上彭德懷直奔白云山。

兩個人在山里跑了整整一天，爬遍了大小山頭，仔細察看每一處溝壑、隘口，向當地獵戶詢問山路走向，聽老農講往年官兵進山的情形。夕陽西下時，毛澤東站在山頂指著地形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打正面，紅三軍團打包抄，這里就是敵人的死穴。”

戰后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語氣十分肯定：“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他對著圍坐的干部們強調：“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里尖銳地批評：“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

他給出的解藥很直接：“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

1927 年秋，秋收起義的部隊登上井岡山，新的焦慮又冒了出來。這支隊伍里，農民戰士占了大半，不少干部連基本的戰術都不懂，毛澤東自己也沒有上過軍事院校，更沒有多少帶兵打仗的經驗。

敵人的 “進剿” 很快就來了，工農革命軍在茶陵城硬拼了一場，雖然守住了城池，卻付出了慘重代價，部隊士氣低落到了極點。

有人私下抱怨：“連怎么打仗都沒學明白，這根據地怕是守不住。” 毛澤東沒有回避問題，他在戰后總結會上說：“我們現在沒有本錢打消耗戰，得想別的辦法。” 他想起當地老鄉講的 “山大王” 朱聾子的故事：官府抓了他幾十年都沒抓到，就因為他懂得利用山形地勢，跟官兵滿山兜圈子。

毛澤東把這個故事講給干部戰士聽，接著改了朱聾子的話：“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 —— 這話要改一改，我們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避實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等他暈頭轉向暴露弱點以后，就抓準狠打。”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部隊邊打仗邊總結。打了勝仗就坐下來分析怎么打贏的，吃了敗仗就復盤哪里出了問題。

1928 年 4 月朱毛會師后，接連打退敵人的幾次進攻，毛澤東和朱德把這些實戰經驗概括成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的十六字訣。

多年后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笑著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那些當初發愁 “不會打仗” 的干部戰士，就這樣在一次次戰斗中練出了真本領。

全面抗戰爆發后，延安成了革命圣地，不少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投奔而來。

兩種人都陷在焦慮里：懂理論的愁不會做事，會做事的愁沒有理論。

1941 年 5 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

他給大家舉了個通俗的例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這句話很快在延安傳開了。

中央黨校的課堂上，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 他不贊成把理論當擺設，更反對 “飽食終日，坐在機關里面打瞌睡，從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 的做法。

當時有位從蘇聯回國的干部，整天捧著 “本本” 講戰術，卻從沒上過戰場。

毛澤東找他談話：“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后來這位干部跟著部隊去了前線，在實戰中學習指揮，慢慢成長為合格的指揮員。

延安的干部們也漸漸明白：不用等把所有理論都學透再去工作，在做事中學習，理論才有用，本事才扎實。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共產黨人從打天下變成了坐天下。更大的焦慮擺在面前：搞革命打仗有經驗，可搞建設、管城市、發展工業，大家都是外行。有干部在會議上直言：“以前指揮打仗心里有底，現在看著工廠的煙囪都發愁，不知道從哪兒下手。”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給大家鼓勁：“我們過去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 他帶頭學習新知識，找來工業、農業、科技方面的書籍，還經常請專家到中南海講課。更重要的是，他堅持讓干部們 “到實踐中去學”。

1956 年，全國各地都在搞建設，出現了不少新問題。毛澤東用了兩個多月時間，聽取了 34 個部門的工作匯報，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工廠農村。

在這個基礎上，他寫出了《論十大關系》，提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他在報告里說：“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學習別國長處，借鑒別國經驗，走自己的路。”

當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干部回憶，毛澤東反復跟他們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那些當初對著工廠煙囪發愁的干部，深入車間跟工人一起勞動，走進田間向農民請教經驗，漸漸從 “外行” 變成了 “內行”。

1960 年，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作《十年總結》時還不忘提醒大家：“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會出問題。”

他告訴在場的干部：“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前，我軍從未與美軍大規模交手，很多指揮員對著情報發愁，不知道該怎么應對這個裝備精良的新對手。

毛澤東沒有等大家 “學好” 美軍戰術再出兵，而是立刻安排人去實地調查：向正在作戰的朝鮮人民軍了解情況，找曾與美軍合作過的原國民黨軍將領咨詢，派遣干部赴朝摸清美軍作戰特點。

正是這些在 “干前” 就開始的 “邊干邊學”，為制定作戰策略提供了關鍵依據。

毛澤東曾把調查研究比作 “十月懷胎”，把解決問題比作 “一朝分娩”。這個比喻恰如其分地詮釋了他的理念：焦慮的根源往往是停留在 “想” 而沒有開始 “做”，就像光想懷孕卻不肯付出行動。

而一旦邁開步子，在干中調查、在做中學習，問題自然會像胎兒成熟一樣，迎來解決的時刻。這或許就是 “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 留給后人最實在的啟示。